●张实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浪潮激荡，文坛也异常活跃，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同样，各种文艺思潮冲击着诗坛，诗歌流派纷呈，如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中国诗歌会，涌现出大批有影响的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李金发、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等等。抗日战争的爆发，激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爱国热忱，爱国文人纷纷以笔为枪，投入到这场决定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战斗中。侯汝华（1910—1938）正是活跃在当时的一位杰出诗人，被称为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之一；后来加入到现代派的创作，也被归入现代派诗人代表当中；后期则加入到抗日的大潮中，着重写起了抗战诗歌，也被称为革命诗人。创作的十年间，侯汝华的诗风不断发展变化，时代造就了他，他也随时代大潮而动，从思想上、从艺术上都不断进步，代表作有《海上谣》《水手》《单峰驼》《迷人的夜》等。由于其28岁就英年早逝，生平信息极少，不为后人所熟知。

侯汝华的作品主要发表于1925至1938年间，共有240多篇，包括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主要发表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广州、汕头、香港以及家乡梅县的报纸和文艺刊物上，其覆盖面之广，令人叹为观止。侯汝华的作品有多首入选闻一多编著的《现代诗抄》、艾青作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诗集》、孙玉石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1927—1937）》、蓝棣之编选的《现代派诗选》、香港张曼仪等人合编的《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等主要诗集，显示了其作品的影响力。

我们尝试从侯汝华的朋友圈中，窥探其短暂的人生。

侯汝华与东山中学

侯汝华是广东梅县人，曾就读于梅县东山中学。翻查《梅县私立东山中学二十周年纪念录》，在1926年新制初中第一届毕业班名册里面有侯汝华的大名，同班同学还有其好友陈濂观。

在校期间，侯汝华就热衷写诗。其诗作目前最早见于1925年第二期的《东山校刊》，刊登了侯汝华的三首诗：《黑暗里的》《村晚》《哭孙中山先生》，后两首是侯汝华少有的古体诗。其中，《哭孙中山先生》写道：“逸仙公去为逸仙，诗既书成泪亦涟；安得英躯承夫志，教公含笑入黄泉。”1926年第四期的《东山学生》刊物上，又刊登了侯汝华一首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新诗《心声——总理墓前的致词》，最后写道：“总理啊！/汝的墓是‘我们人类自由底摇篮’罢！/我愿意为争回人类底自由而奋斗，/我愿意为拥护汝的革命方策而牺牲！”展现了侯汝华年少时一往无前的豪情。

东山中学是一所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历史名校，叶剑英元帅是当年创办人之一。侯汝华对东山中学是充满感情的，在1929年第二期《东山中学半月刊》上，刊登了侯汝华和好友林英强合作写的一首诗《微微的贺礼——献给诞生与复活纪念的东山母校》，“东山呵！你是我知识的母亲，/你曾供给我以知识的甘醇，/我是无言地深深地伏在你的怀里，/疯狂地呼吸着你慈怀里的氤氲。”

侯汝华与李金发

李金发是公认的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在中国新诗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作为同乡的侯汝华正是追随李金发象征主义的诗风开始新诗创作的，他承认自己“也是固执地写一点类似象征派的新诗的人”。李金发对他早期的诗风影响很大，他也被认为是李金发最杰出的弟子。

李金发专门为侯汝华的第一部诗集《单峰驼》作序，可惜该诗集因故未出版，该序发表在1933年的《橄榄》月刊。李金发在《序侯汝华的〈单峰驼〉》中叙述道：“回来中国七八年，比较差强人意的事，是渐渐的发觉我的诗风，在贫寠的文坛上生些小影响。福州的林松青，云南的张家骥，漓渚的张傤人，梅县的林英强等君，都是曾寄诗给我‘指正’的神交。现在又知道在穷乡僻壤中，还有一个同志，多么高兴啦！……我从来不曾打算认自己为象征派，若是承认的话，则侯君和上述诸位，尽可追认为象征派。”李金发又很得意地说：“更有趣的，是侯君的诗，全充满我诗的气息。如：低抑而式微，……如敝屣之毫无顾惜，……噫！你，我的同病者，……几以为是自己的诗句。”李金发认为“有这样想像力的少年诗人，若能多读法国现代各家的诗，将来一定有丰盛的收获的”。

同为诗人的杜格灵和李金发有个《诗问答》，发表在1935年的《文艺画报》。其中，杜问：“在中国新诗坛过往和目前的作家中，哪一人的作品最接近你的嗜欲呢？”李答：“我不大看本国同人做的诗，因为怕无形中受他们不好的影响。觉得过去可读的有郭沫若、徐志摩、韦丛芜的诗，现在可读的是林庚、戴望舒、侯汝华等的诗。”可见，李金发对侯汝华很是欣赏。

台湾诗人痖弦在《中国象征主义的先驱——“诗怪”李金发》一文中，评价说：“如果没有李金发率先在作品上实践了象征主义的艺术观点和表现手法，以及稍后的戴望舒、王独清在理论、翻译、创作三方面的倡导，可能就不会有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以戴望舒、杜衡、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侯汝华、徐迟、纪弦等为中坚的现代派的水到渠成。”

侯汝华与七星灯社的伙伴

侯汝华早期在梅县和其他六位文学青年，成立了“七星灯”文学社，成员有：侯汝华、林英强、廖宗灏（又名廖子东、刘心）、刘果因、杨青萍、陈濂观和黄伟强。侯汝华、林英强擅长写诗，廖宗灏、陈濂观长于写小说，刘果因专于文艺评论，各有所长。黄伟强在《记林英强》一文中记载，侯汝华“在故乡与我同在梅桂学校执教”。刘果因在《我所认识的林英强》中也写道，他在潮州负责嘉应（现梅州）人士“旅潮镇海学校”改组时，聘请侯汝华等为教师，“这可能是汝华自出学以后，第一次过着最安定的生活。也是我和汝华过从多年以来，第一次能够朝夕与共的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以上都清晰证明了侯汝华的教师生涯。

后来，侯汝华主要从事报刊编辑工作。1936年6月在上海出版的《诗林》第一卷第一期上刊登了“本社启事四则”，第一则是“本社所出版之《诗林》双月刊系有社友林俊超与叶悬之合编，外传林英强侯汝华陈江帆亦为该刊编辑者，实系风扬之误，因英强汝华诸友供职华南，不暇兼顾故也”，第四则是“本社各刊园地公开欢迎社内外朋友踊跃投稿，各刊稿件请分别寄至：《诗林》旬刊——汕头梅县日日新闻社林英强收。《诗林》双月刊——上海康脑脱路同康村五号本社或汕头回栏桥神美艺术学校侯汝华转”。尽管启事否认林英强、侯汝华为编辑，但多多少少参与了相关事务。在第二期的“社语”中，则明确“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推定王荣曾、刘策华、林英强、林俊超、侯汝华、叶悬之等六人为委员；……双月刊文言之部由荣曾、策华二人负责，白话之部由英强、俊超、汝华、悬之负责”。表明侯汝华已实际参与到了诗刊的编辑工作。在1937年1月出版的《诗林》第二卷第一期中，刊登了该期的编辑者和出版者，编辑者包括“林英强、侯汝华、林俊超、叶悬之”四人，但极有可能是异地兼职编辑，并非在上海全职。

刘果因的回忆文章提到，“我和陈濂观，组织‘雪社’出版月刊时，是由英强、汝华负责诗歌，濂观负责小说，我则负责文艺评论”。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等地相继沦陷，梅州地区成为华南抗日的大后方，广州的《中山日报》《建国日报》《中国诗坛》等报刊先后迁至梅州出版，在梅州掀起了抗战的爱国浪潮。“七星灯”文学社的成员参与了《中山日报》的办报工作，在《梅县民国日报》还专门开有副刊“七星灯”，黄伟强回忆道：“我们一般喜欢拿笔杆的同志们，差不多都在各报的副刊上占有地位了。”

1938年1月，侯汝华和林英强创办了《东方诗报》，这是一份以刊登抗战题材为主的诗刊，还登载一些木刻版画作品，这是诗人从个人创作到组织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抗战宣传的实际行动。林英强同年4月5日在《救亡日报》上发表文章《漫画在梅县的行进》中写道：“侯汝华等所主持的东方诗作家协会出版的东方诗报，则按期刊载抗敌诗画及印行抗敌版画片。”可惜，由于侯汝华的逝世，《东方诗报》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

关于侯汝华诗外之事，最权威的莫过于其好友刘果因写的《我所认识的林英强》，其中写道：“英强与汝华的爱好虽然相同，但个性却又微有差别。汝华在表面比较浪漫，英强则较为稳重。但他们二人的私生活，又是非常严肃。英强在为人上是表里一体，汝华则具有两重性格。”

香港作家侣伦在文集《向水屋笔语》中，其“艺坛俯拾录”记载了侯汝华的一桩趣事：“廖子东（廖宗灏）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梅县时已经写着，旅居香港时也继续写，每天的记事写得很详细，从不间断。……据说在梅县时，诗人侯汝华常常因为忘记自己某日做过什么事而跑去要求他查看日记，廖子东对于这一点是颇感得意的。”从中，也可感受到侯汝华作为诗人的浪漫、不拘小节的性格特点。

侯汝华与鲁迅、罗清桢

侯汝华与大文豪鲁迅还有过一次隔空请教的故事。梅州兴宁籍版画家罗清桢是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抗战期间一直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罗清桢当时在梅县当中学老师，和侯汝华是朋友，侯汝华在主办《东方诗报》时，在仅出版的两期刊物中就分别收录了罗清桢两幅抗战题材的木刻作品。罗清桢常和鲁迅通信请教版画之事，鲁迅则将罗的版画作品向国外刊物推荐发表，把中国版画推向世界。

在《鲁迅书信集》中收录了若干封鲁迅与罗清桢两人之间的通信。其中鲁迅1935年5月3日在回复罗清桢的一封信中写道：“蒙允为拙作刻图，甚感，但近年来所作，都是翻译及评论，小说久已没有了。诗也是向不留意，侯先生赐示大作，实在是‘问道于盲’而已。”这个“侯先生”即侯汝华，鲁迅说要他谈诗是“问道于盲”当然是谦辞。

侯汝华与出版人施蛰存、邵洵美

侯汝华在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艺刊物《现代》共发表了三首诗歌，包括代表作《单峰驼》《迷人的夜》，从而奠定了其作为现代派诗人的地位。《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对新诗人也不遗余力去帮助，往往亲自审稿，成为投稿者的一字之师。在施蛰存1932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抄录陈琴、侯汝华、龚树楑诗各一首，略为窜削，付排。”

作为一名诗歌的热爱者，侯汝华更注重的是对诗歌本身的追求。其同时代诗人纪弦（路易士）在《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中写道，“当时发表诗作，有些刊物是不给稿费的。像《现代》，我就从来未拿过他们一毛钱的稿费。”对于成名作家，如戴望舒，是有稿费的；对青年诗人，“如我和徐迟、金克木、玲君、南星、艾青、禾金、侯汝华、陈江帆等，一次选用一二首，而且难得入选，是稿约上言明了不给稿费的。虽无稿费，但是一般青年诗人，仍以能有作品发表于《现代》为一大光荣事”，能入选发表，“就不啻已被公认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了”。

侯汝华目前存世的诗集仅见《海上谣》，里面辑诗40首，诗集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于1936年4月出版。该诗集原本是拟由出版《现代诗风》杂志的上海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的主编是戴望舒、发行人是施蛰存，1935年10月出版的《现代诗风》第一册还刊登了出版《海上谣》诗集的预告，不幸的是《现代诗风》创刊即停刊。《海上谣》诗集转而移交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邵洵美把该诗集列入“新诗库丛书”第一集的10本诗集之一。这套“新诗库丛书”的封面，是由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者之一张光宇设计的。

有意思的是，邵洵美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Poetry Chronicle（新诗历程）》，里面将侯汝华的一首诗《海上谣》翻译成英文，译为《Songon the Sea》，发表在1936年的英文月刊《天下》。诗译者为北京大学英籍教授艾克敦（Harold Acton)。

侯汝华与沈达材、陈更鱼

曾受聘中山大学教授的沈达材，当时在汕头海滨师范学校（现汕头华侨中学前身）当教师，和侯汝华互有通信。1936年在《海滨文艺》上发表文章《论诗——致侯汝华先生》，探讨了新诗的形式和情感的问题。文章以回信的方式写道：“你说你已决定走‘以平淡的字句表达丰富的情感’的路，这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在赞成你的主张之外，也来说一说我的鄙见吧！”“自然，你是现代派的诗人，且又受过象征派的影响，从经验与学习之中，你也许早感到涂泽艳饰之非了吧。所以你就在亲尝甘苦之余，喊出这样的呼声来。这是一种尝试！但这尝试必定可以成功的。”沈达材在赞同和鼓励侯汝华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建议：“至于所谓丰富的情感，其范围程度也须有加以扩大的必要。我们诗坛上的许多诗人，其所诉说的大多是个人的情感，依然脱不了感伤的悲寂的气氛，我们应该把这狭小的感情扩充起来，来对社会人类表同情。诗人是应该有广大的襟怀，有伟大的爱来同情于社会，于人类。这样的情感才算丰富，才算伟大。……这一点，是象征派诗人们所忽略的，所以我就在你的主张之下，再提出上述的一个小小的修正案。”相信，这篇文章对侯汝华是很有触动和受益的，后来积极创作抗战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侯汝华专门写过一首诗给沈达材，题目为《晨——简达材兄》，1937年发表在《海滨月刊》上。“黎明的步脚很轻的∕响在很远的东方∕我以第一次的开眼∕凝望这一天的命运∕……”。

1936年，侯汝华为好友陈更鱼的诗集《漫步》作序，这是目前发现的侯汝华撰写的唯一序文。文中谈到了他对当前新诗发展的担忧：“在今日中国的新诗，仍然须有更大的努力和追求，才能有更优美的作品出现。显然的，中国的诗坛现在已为象征派所淹没，虽然比起过去来是一个好现象，而新诗的危机，也将伏在这里。因为新诗的成就，应该多方面的探讨和追求，才能广大的发展下去；若果只往一条路走，最终始末是一条绝路。这是我深自预感着的，希望写诗的人们都能体会这一点。我虽然也是固执地写一点类似象征派的新诗的人，然而，我断不愿人家都朝着这一条路走。可是，不幸的，我所有的朋友都是我的同路人——这却使我很是痛苦。”从中，也可以看出侯汝华对诗歌创作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

侯汝华与诗人陈江帆、徐迟

侯汝华1938年8月因病逝世后，同年10月20日由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首先刊登了两篇纪念诗文：诗人陈江帆的诗作《闻汝华病殁》和徐迟的文章《忆侯汝华》。

同为梅州籍诗人的陈江帆在诗中写道：“最痛惜一代俊才/随百草而凋零/我忧愤无可告语/村鼓已三更”。徐迟写道：“我没有和他会面过，也没有和他通过信，然而从他第一首发表的诗里（那时是一九三二年初春二月）我就认识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诗人了。我认识他，并且自然很想念他”“我不仅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阅读者”“原是把友谊建筑在幻想之中的，他的死于是更突然，而更不能为我所信！但是他一定是就这样的消失了，虽然他的诗是长在的，我只明白，从今之后，我可以读得到他的遗作，却决再读不到他的新作了。”

1939年1月25日出版的《中国诗坛》（梅县版）一卷二期、三期合刊专辟了“侯汝华诗人遗作专页”。诗人野曼专门写了序言：“中华民国廿七年八月，诗人侯汝华氏病殁于家。侯氏十年来致力诗坛，才力浑厚，声誉卓著，印行诗集有《单峰驼》《海上谣》等等。生前与戴望舒、邵洵美、王平陵、李金发、叶灵凤、林庚等相交甚深。‘九一八’后侯氏也常制作国防诗歌，惟多未发表，遗稿现存其挚友林英强处，除《杀敌歌》《流亡者的春思》《孩子，你没有了家》《刺刀弹子在身上鸣》等篇已见东方诗歌外，兹向林氏取得未发表诗稿数篇编为侯氏遗作专页。本社同人虽与侯氏无一面之缘，但念及诗人生于苦难中对国家民族亦有不少精神上贡献，乃决以本刊一部分篇幅，发刊专页，聊表纪念之意。”国防诗歌即抗战诗歌，在这个专页中刊登了侯汝华的《我是支那人》《三月》《歌》三首抗战诗歌，以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抗战的激情，发出了时代的吼声。

（照片由侯汝华孙女侯瑛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