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龙川建县，其后南越国建立，赵佗广推文字，“以诗礼化其民”，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从氏族社会成为秦、汉帝国的郡县编民。此后到南朝齐永明元年（483）的近700年间，典籍上对今属河源的古龙川辖地人与事记载极少，但从古龙川县不断析土分县来看，这一带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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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湖南郴州国庆中路3号墓，发现了一枚“龙川长印”，这使得不少考古学者对此产生兴趣。然而这个墓葬的随葬品种类不多，数量也较少，似乎与县官的身份不大相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枚“龙川长印”为滑石质，印面呈方形，长3.2厘米、宽2.9厘米，印刻篆隶体，背面有覆瓦形纽。墓为带道的土坑竖穴，墓坑长3.8米、宽4米。随葬品有小铁刀、陶器罐、盒、鼎等，种类不多，数量也较少，似乎与秦末汉初县令“大员”的身份不大相符。

有学者以这枚印为证，说明南海郡的龙川当时为长沙国属地。湖南省博物馆的曹学群认为，无论从《史记·南越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还是从岭南秦汉考古发现，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等看，汉初长沙国不可能越过阳山关而领有龙川这一块孤悬南越国腹地的“飞地”，更何况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旺之地。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认为，郴州出土的这枚“龙川长印”并不能论定龙川曾是长沙国属地，恰恰相反，这进一步证明长沙王吴芮曾虚封一位“龙川长”。曾任龙川令的赵佗，绝不会将龙川行政长官一职从“令”降为“长”，而这位“龙川长”因从未到任，他的墓葬随葬品与其身份不那么相称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邱立诚进一步分析，秦汉时县官有“令”和“长”之别，“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五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这枚印或许说明，龙川当时县治百姓人口户数实际不足万户。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刘向明认为，长沙王吴芮虚封了一位龙川长，可见当时龙川设县已有一定影响，或许说明初置的龙川县，多为驻守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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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今连平县，因在边界，先后为南海郡龙川县、桂阳郡浈阳县辖地。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将岭南三郡（象郡、桂林、南海）“虚封”给长沙王吴芮，为南越王赵佗树了个劲敌。这使得南越王赵佗一直对长沙国深感不安，同时，也对长沙国背后的汉王朝时刻戒备。这可从1977年马王堆三号墓（利豨墓）出土的两幅地图上窥见端倪。其一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据学者研究，该图应为屠睢楼船军远征南越时的军用地形测绘图，所绘区域大致为今湖南、广东两省及广西部分地区，其主区在长沙国，邻区在南越国，此图一大特点是河流绘得十分详细，有两国境内大小河流30余条。

专家认为，这些河流大都分布在西汉与南越国交界带，在突出标示长沙国防守区内山川形势的同时，尽可能把敌方可能发动进攻的路线——珠江水系加以标示。南越国与长沙国隔着高山峻岭，“车道不通”，军队物资运输高度依赖水路。同时，南越军队“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要防范南越国大军，必须对水路严加防范。另一幅被专家命名为“驻军图”的地图显示，汉军预备队和加强部队都设在桂阳郡九嶷山一带，此处距南越国北界、连江上游的阳山关不足百里。通过地图可以发现，长沙国南面防区并不按照岭南地理的自然形势区分，而是嵌入南岭山脉南麓，同相邻的南越国形成犬牙交错状，如一把尖刀插入南越国，时刻威胁着南越国的安危。今属河源的连平县，时属马王堆帛书地图上的“桂阳县”，是长沙国属地。有专家曾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当时连平地区既是汉朝防范南越的桥头堡，又是长沙国与南越国商贸往来的关市之一。余天炽等著述的《古南越国史》认为，南越国北界，应西起今广西三江、龙胜县南境，经兴关严关，东南折向恭城、贺县，再折向广东连山、阳山、乐昌、南雄等县北境，又南折向连平，再沿和平、蕉岭等县南境，再经福建永定、平和、漳浦而东达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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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南海郡设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四县。南越国时期，粤东北境内再设揭阳县。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南越地重新划分为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终两汉之世，粤东北境内再未增加县级建置。西汉以后，“百越”或“百粤”渐渐从文献中消失，《后汉书》中已无百越传记，“须待今日越南，十世纪中脱离中国领土范畴独立的时代”。汉越杂处后，百越民族已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华风日盛”。东汉末年，中原动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岭南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东汉中期，南海郡（在番禺、四会、博罗、龙川、揭阳、中宿六县基础上增设增城县）总户数从西汉末的19613户增加到71477户，人口增加到25万人以上，与此相应，龙川县的人口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

何以见得古龙川县的人口有较大增长？因为它在不断地析土分县。在封建时期，把一个大县分成两个或更多的新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多增田赋。龙川析县，说明该县已是一个民政事务繁杂、税收事务繁重的大县。西晋时期，揭阳县一度被废，其地并入龙川县。从东晋始，在龙川县的东北和东南地区，不断地析出新县，如海阳（今潮州市东）、潮阳（今潮阳市西北）、海丰（今海丰县）、兴宁等县。东晋时期，粤东北境内的行政建置首次大规模增加，县级建置一下从秦时的2个（龙川、博罗）增加到8个：龙川、博罗、欣乐（析博罗置）、雷乡（析龙川置）、兴宁、海丰、怀安和义招（即今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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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置龙川县起，到南朝齐永明元年（483）河源建县止，河源有697年属南海郡龙川县管辖。清雍正《广东通志·沿革》卷五云：“河源地，晋、宋时，属南海郡之龙川县。”南朝齐永明元年（483），龙川析置新丰、河源。《南齐书·郡志》卷十四罗列了南海郡管辖的各县，有：番禺、熙安、博罗、增城、龙川、西平、绥宁、新丰、罗阳、高要、安远、河源。河源地名，从此出现。源城区至今仍流传着一句俗话：“先有曹古莫，后有河源城。”这说明了河源置县之前，已经是有一定人口规模的聚落。

河源设县于山水会聚之处，地处粤东北，是东江重镇，多为山地丘陵，形胜壮丽，桂山西镇，东抱土原。初建县的河源，疆域甚大，包括今和平、连平、新丰、龙门、博罗等县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唐朝至明朝约1000年间，河源县的范围无大的变化。后来析地，分新丰（后改名休吉），又分石城，后来石城又并回河源，不久又析长宁、连平、和平，又割博罗以补其缺。这样一来，河源县四境封域，犬牙相错。五代后，河源多属惠州辖管。清朝，河源仍隶属惠州。清乾隆《河源县志》说，惠州是岭东首郡，所属州县，只有河源得中央之地，南北相距百余里，东西约300里，临水坐山，邻境州县环绕，居中擅胜，风气淳良，非各属所及。因为地理位置的“居中擅胜”，以及水运的发达，广府、潮汕、客家以及中原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客家地区的语言体系、民俗民风、建筑风格，积淀了河源独有的文化特色。

而秦朝时那个幅员甚广的“百粤轩輶”龙川，2000多年来，因为不断析土分地，面积是越来越小了。明万历年任龙川县令的文学家孙云翼在《默化堂题名记》里说：“我朝太祖定天下，复龙川为县”，县令之下，有县丞、主簿、县尉等官吏。至洪武十五年（1382），取消了县丞之职，龙川幅员，也不复旧观。令他尤其心中耿耿于怀的，是正德时设和平县，狠狠地划割了境内四分之一的土地。“龙之削也甚矣！仅当大县之一乡。”到了清嘉庆年间，《龙川县志》修纂者掩卷慨叹道：“在昔幅员之广，不啻数倍于今。”

（梅幻之/文，稿件来源：《华夏》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