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志

打石行业作为建筑行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广州发展历史悠久，打石工人中许多来自著名的“石雕之乡”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五华籍近代球王李惠堂的父亲李浩如曾任广州及香港石行会馆会长。近来，清代碑刻《石行会馆地基图记》被发现（见2024年12月2日金羊网《防盗网后竟暗藏清代碑刻<石行会馆地基图记>？相关部门回应》），为广州石行会馆的历史情况提供了新的史料。本文通过搜集故纸堆中的文献资料，并结合新发现的碑记内容，对广州打石行业及石行会馆的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

一、广州石行会馆简史

石材作为传统建筑或构筑物重要的建造材料，需求及应用广泛，打石行业应运而生。石行会馆是清末民初广州打石从业人员的行会组织，石行内分为东家行和西家行（东家为雇主，西家为工人），广东全省共有25埠的分堂组织，并在省城广州设总堂机构。石行工人经营的打石店铺，多分布在广州城外近郊，清末在石工分布较多的广州城东、城西、小北三埠均设有石行组织。

石行信仰的神灵与建筑行业一致，奉鲁班先师为行业保护神。每年农历六月十三鲁班师傅诞辰，石行都要举行集会。清代，广州石行集资于南关兴建了鲁班庙，又成立石行会馆，会馆新建筑于1899年奠基，民国时地址为南堤二马路50号侧。

据石行会馆建设的地基平面图显示，会馆建筑前后纵深长达55丈7尺9寸，中路自南至北依次为大门、先师府道、水池、照壁、先师府大门、中座、后座，中座设有先师鲁班的神楼，门前还有水月宫、华表柱、石狮等设施，会馆附属建筑还包含联盛堂公所、临街铺面等。又根据20世纪30年代测绘的《广州市经界图》，石行会馆坐西北朝东南，前临南堤二马路，左邻钦廉会馆，附近有博爱医院及南园酒家。

二、广州石行与五华石工

广州打石工人大多为外县籍，其中许多来自著名的“石雕之乡”广东梅州市五华县。享誉近代世界足坛的球王李惠堂，籍贯今梅州五华，其父李浩如早年到省城打石，在省港建筑行业成就丰硕，曾任广州及香港石行会馆会长，被称为“石行伟人”。李浩如1934年在石行会馆去世，享年75岁，广州从事“三行”的同人都来送葬。

打石行业在广州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陈氏书院等传统建筑里的清代、民国石雕实物，制作精美、构思巧妙，让人们领略到昔日广州石匠艺人的高超技艺。而惜于战乱和工匠的流动，广州地区的石雕工艺在当代的活态传承状况有所式微，但梅州市五华县的“五华石雕”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批五华工匠依然传承着精湛的石雕技艺。

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广州打石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石行会馆是当时工人主要的习武场所之一。1958年，曾任石行会馆会长的周五秀及打石工人的后人在受访中回忆到，三元里抗英时打石工人表现英勇，多次自发拿起武器参加阻击英军的战斗，牺牲也很大。

民国时，一些政治团体依托石行会馆成立。护法运动期间，议员分为五派，石行会馆即为五派之一。1917年在广州成立的“政学会”，其中一派亦在南关的石行会馆设俱乐部，开展政治活动。

据1921年《广东群报》刊载的广州各行业工会调查，当时石行会馆的会员数有16203人，在各行登记总人数中占25%之多，可见广州打石行业的规模庞大。1922年《新广东观察记》统计当时广东各行的工会中，亦有石业工会。

三、新发现的行业史料

近日由广州学者发现的碑刻《石行会馆地基图记》，现存位置为越秀区南堤二马路北侧内巷，正与史料记载相吻合。立碑时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值广州石行发展鼎盛之时。石碑由广东二十五埠石行的总机构永胜堂的东家和西家代表共同刻立，体现了广州石行会馆地位之非同一般。石行永胜堂还曾在光绪十一年抄刻有《奉宪免抽牙捐示谕》碑记，向行会同人公布了政府免收石朴行与石料行的牙捐税一事。

据现场勘察，碑刻镶嵌于墙上，周边有水泥外框，并被铁防盗网包围，似为有心人有意保护。从以下方面判断，《石行会馆地基图记》碑刻应为清代原物的可能性较大：（一）内容上，碑记先录会馆的公议章程，后为会馆地基的平面图，详细记录了会馆的位置四至、建筑尺寸、馆内布局等，篆书碑额，楷书正文及图则，为图文式碑刻的常见形制；（二）镌刻工艺上，碑记字迹工整美观，图则刻画清晰，细节精致分明，线条连贯，字形笔画互有差异，体现了传统的手工工艺，水平非现代新刻所能及；（三）石碑材质为细腻的端州砚石，有自然岁月风化及轻微刮损的痕迹。当地相关部门认为该碑为复刻（新刻）的说法，有待进一步商榷。

即便是复刻，但该碑记目前未见收录于其他文献，碑记内容本身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值得引起建筑行业及相关领域研究者的重视。

如今，许多掌握传统打石工艺的工人，仍然活跃在建筑行业的各个岗位上，不断发挥着工匠精神。

（参考文献：1919年《广州指南》，慈航氏编；1964年《广东文史资料 第12辑》，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6年《五华文史 第3辑》，政协五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