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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春深更着花
——古进先生印象剪影
古进先生
古进主编的大型画册《客家人》。
(李锦让 摄)
画册《大陆沧桑》,古进、段连城、张韫磊编。(李锦让 摄)

●刘经富

人物简介

古进(1923-2023),原名徐芳伟,广东梅县人,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51年起,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担任编辑,直至1989年从《人民画报》高级编辑的岗位上离休。1994年,由他花费五年时间、行走十万里路,拍摄编撰的大型画册《客家人》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古伯本名徐芳伟,参加革命后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取笔名“古进”,本名反而默默无闻了。这个笔名背后有没有讲究、来历,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想过要问他。与他一接触就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简洁有力,与他的身形相貌、行事风格相匹配。在我心目中,“古进”就是这个人,只有这个人最适合叫“古进”。

他是1923年生人,比我父亲还大三岁,我按礼仪称他“古伯”。自以为中规中矩、懂事,既尊重,又亲切。但是后来才知,原来“古伯”这个称呼不是我的专利。他朋友圈里的后学晚辈,都不约而同地称其“古伯”,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后来又获知,他的同辈好友因他活泼乐观,在他年逾古稀后还昵称他为“小古”。从这一点上来看,古伯具有强大的亲和力。

一 幽默之人必有睿智

古伯的幽默、风趣,是出了名的。我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感受到了这一点。1993年夏季,他来我老家江西修水县调查、拍摄客家人的历史、风情。下车后第一站即到修水县报社,询问县内懂得这方面事情的人。报社的朋友说你要去找县政协的刘主任,遂告诉了他我的住址。那时我就住在政府大院后面的宿舍区里,他沿路打听,正好我走在回家路上,他问我家怎么走?这可真是巧遇,问得太准了。两人一见如故,没有隔生之感。到家后,我老婆敬上修水本地的待客茶,他又说:“这是你女儿啊?”逗得人家抿嘴粲笑。我不知道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处世机智,赞美女主人年轻漂亮,效果总会好,还是我老婆真的显得那么年轻。那时她三十挂零,比我小五岁。我后来思索他这样说可能隐藏着女人都喜欢人家说她年轻,但又表出男主人苍老的风险。即便如此,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引起男主人的不快,因为自己的老婆被人赞美亦脸上有光。营造这样一种气氛,可以拉近主客距离,迅速进入话题。

我第二次亲身领略到古伯的幽默诙谐是2004年12月,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召开的客家人研究主题研讨会,古伯也应邀参加。他是这个圈子里的名人,与莅会人员大都熟悉,年辈高,又见多识广,谈笑风生。有他在,就不会冷场,俨然话题中心。

在古伯写给我的信件中,也经常妙语连珠,令人解颐。比如,古伯称他内人为“内阁总理”。比如,1997年他做了两次手术,挨了三刀,自嘲“马克思嫌我穷,不要我,我又可以再干三五年”。比如,1999年,京城的各大医院都瞄准享受公费医疗的老龄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把他们哄进医院做各种检查,收取高额费用。古伯说医院自己才有病,叫做“缺德病”,最应该治疗的是医院。再如,2003年“非典”期间,古伯因与本单位染上“非典”去世的同事在院子里说过话,被强制居家观测半个月。单位免费送来足够吃一个月的大米、白面、食油、鱼、肉、蔬菜。古伯居家观测结束可以自由行动后,不忘幽它一默:“感谢党和政府照顾有方。”再如,有一年他在老家梅州松口过年,宗亲请他写对联,古伯一直认为自己的毛笔书法上不了台面,但在松口这小地方,“山中无老虎,小古称大王”,鼓起勇气写了几副。为了对得起金粉实际是铜粉墨汁,他挑灯夜战,用普通墨汁练了一个通宵。

当客家学研究成为一个文史界的“香饽饽”后,有些人试图考证毛泽东、邓小平、宋庆龄等都是客家人时,古伯不怕得罪人,站出来呼吁“不要乱认阿公”。古伯的名言隽语大抵如此,他那骨子里的幽默本性、肚子里那些信手拈来亦庄亦谐的语句,无不显示出他的自信机智和智慧底气。

二 风风火火 办事效率高

古伯短小精干,精力旺盛,不知疲倦,永远在路上。古伯一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晚年拍摄出版《客家人》大型画册。客家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独特的民系。从20世纪30年代起,学术界多次掀起研究客家文化的热潮,著作如林。特别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客家研究机构不断涌现,学术研讨会连连召开。在这云蒸霞蔚的文化大合唱中,古伯独辟蹊径,发挥一己之长,成功采编了第一本以图片形象为主,反映客家源流史、客家风情的大型画册《客家人》。画册出版后,客家研究圈子说此举“前无古人”,有人笑曰“后有古进”。

这本画册融客家迁徙形成、风俗人情、杰出人物、风光名胜于一体,涵盖客家人渊源、散布、方言、民居、服饰、风俗、信仰、文化等方方面面。图文相映成趣,学术考证与资料保存同具价值。一册在手,便可对客家文化作全景式的鸟瞰。即使不是客家人,也会在这色彩斑斓、胜义迭出的文化长廊中流连忘返,浸润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之中。

从1990年进入《客家人》画册采编程序起,在以后五年的“行行重行行”之中,古伯从黄河上游的甘肃到下游的山东,从黄土高原到五岭内外,走过18个省区,行程五万多公里。在客家人聚集的闽西、粤东、赣南三角地带几十个县穿梭往返的时间尤多。有一回在山区里整整转了9个月没回北京家中,夫人给他打电话说:“月亮都圆了九回了你还不回来?”他从外地回京后每天工作16小时,每晚忙碌到半夜三更:跑图书馆查找文史资料,审阅整理照片。短暂休整后,又背上行囊,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那时古伯已经年逾七旬,其精力、体质、意志的强大、坚韧,不是一般人可比。做田野调查,不仅辛苦,有时还有意外事件发生。有一年他从乡下坐汽车到广州,刚下车,在街头等公交,被三个歹徒持刀抢劫,幸亏人身无碍。

《客家人》画册总经费匡算40万元。在最后出书阶段,原定资金落空,古伯不得不调动自己的人脉,四处化缘。梅州市客联会赞助15万元,香港青年实业家李贵辉登两页广告,赞助10万元。还有15万元,古伯先向私人高息贷款9万元,月息三分半,剩余款项一部分低利息贷款,一部分无息贷款。最终才得以出书5000册。如此艰难困苦,没有对客家人深沉执着的爱,没有对客家文化深入三昧的了解,是难以独立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三百多年前顾亭林先生的这两句高吟绝唱,移之于像古伯这样笃志践道的前辈学人,可谓当之无愧。

1994年底《客家人》画册出版初战告捷后,古伯仍然异常忙碌。他要绞尽脑汁推销画册,还清贷款。还要到各地甚至国外参加各类客家人研讨会、联谊会。回到北京家中,还有一堆做不完的事在等着他。如1998年5月,刚回到家,来信堆积如山,刚刚静下心来写信回复,马上本市电话、外地长途电话就接二连三打来,广州、梅州、香港、清华校友会、梅州中学北京校友会的都有。我每次收到他的复函或来信,总被他忙得像陀螺似的状态而咋舌,感叹文化学术界竟有如此辛苦的老人。他成天风风火火,办事效率极高,又像拧得紧绷绷的发条,钟摆总停不下来。

三 人文精神 忧患意识

大约从1997年起,古伯在画册推销情况较好、贷款压力逐步减轻后,与我交往的主题内容,除继续关于客家人的话题交流外,还增加了社会理论、历史时势、人文生态的探讨内容。

1997年初,《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后,古伯在北京购买了一本寄赠给我。当时文化学术界正在掀起“陈寅恪热”,人们震撼于他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敬佩他的风骨节操。我收到古伯寄赠的这本书后,连读两遍,读得心潮起伏,觉得在文化学术界掀起的“陈寅恪热”中,应该发出老家文化人的声音,遂立志彻底走文道。2001年承季羡林的鼎力推荐,我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破格引进任教。可以说古伯寄来的这本书,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此后,为优惠购买《吴宓与陈寅恪》《吴宓日记》《吴宓年谱》《吴宓诗话》等书籍,古伯与50年未见的老熟人吴宓女儿吴学昭联系上,到她家拜访,或打电话、或写信,又与出版社责任编辑联系。书买好后又到吴学昭家请她题签。当年我在修水山区读书写作,山外的文化出版信息闭塞,买畅销书不容易。不少我需要的新书都是古伯提供信息,联系购买邮寄事宜。我这次为写这篇纪念文章通读了古伯给我的所有来信,发现自己当年为买书、寄书事给古伯增添了那么多琐碎事情,真是恃宠而骄,率性妄为。

2003年古伯介绍老友马沛文以成本价寄来他自费出版的《放言集》。马老比古伯大两岁,曾任《人民日报》编辑部主任,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擅长撰写评论。改革开放前后,他还参与各种重要哲学研究讨论,发表《检验真理的标准与解放思想的斗争》《生产目的与左倾路线》《在政治民主化中肃清封建积弊》等重要文章,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分析批判了极“左”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1996年,他的论著《放言集》出版,收载重要文论、述评41篇。书出得很艰难,出版后却得到许多高级干部、专家、学者赞扬,称它是“不朽的传世之作”,正义、学识、胆略尽在其中,鞭辟入里的灼见真知随处可见。

2005年7月,古伯来信向我介绍江苏南通新闻界老同志丁弘自印的《探访陈独秀》《历史履痕》《天地悠悠》,赞扬丁弘“为人正直,敢于独立思考,不唯上不唯书。他小我四岁,却是我的老师。”落款:年方八二的学生古进。

2006年,古伯来信向我介绍江苏南京强剑衷编、香港出版的《历史大趋势》。2008年,又介绍了一个民间贩买贩卖销书渠道。2013年,他在新西兰儿子家住半年,回到北京家中后,又写信给我介绍新西兰的社会制度。

按说古伯不从事社科理论研究,他1943年从梅州中学毕业,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航空系,1947年转入法学院社会系,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1948年10月10日加入中共。1949年在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版《人民日报》(后改为《北平解放报》)任记者。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人民中国》、《人民画报》任编辑、采编室主任。他先做文字记者,后半路出家改行做摄影工作。古伯阅历深,资历老,幽默、乐观的外表下,掩盖着往事不堪回首的感伤、反思。俳谐之人有时也是伤心之人。

四 字如其人

古伯的钢笔书法极好,如果去参加比赛,定能得奖。他写得一手行草好字,线条遒劲,力透纸背,结体变化多姿,闪转腾挪,随心所欲。总体风格刚健刻厉,又灵动飘逸,怎么看都舒服,好像科比打篮球,既有实效性,又有观赏性。用专业书法术语描述评价,叫做“倔强中有姿致”,好比柳公权的楷书、黄庭坚的行书,都是辩证统一的人间珍品。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一年到头要写那么多信,有时为赶时间马不停蹄回复各地朋友。以前用钢笔写字的人有个经验,写久了手腕会酸痛,心手不能合一,写出来的字就会潦草。虽不至于“鬼画符”,但自己看了也会摇头。而古伯不停不歇一连写几封信寄出去,每个字都恭恭敬敬、齐齐整整、毫不松懈。这就是功夫。即使是耄耋之年,也运笔如风,刻画如刀。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已经94岁了,字迹还一如既往,不显老态。

我虽也练过书法,但看到古伯的字,自惭形秽,觉得写一辈子,也写不到他那样的程度。我想这里面,应该是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中国古代文论说“字如其人”,外国美学理论说“人格即是风格”。书法、绘画、雕塑这些外在的作品,其实是创作主体内在精神品格的流露。古伯的字风与他精干旺健的体魄、坚毅耿介的性情是相统一的。幽默风趣随和的外表下,隐藏着“外不殊俗,内不失正”的气质风范。他在书法上的美学追求,无意中提供了了解他这种气质的线索。

我推测古伯少年时肯定是学过毛笔书法的,成年后放弃了。我曾请他留一幅墨宝给我,他很谦虚,说已经拿不出手了。后来才知篆刻才是他的特长,后悔没有揩他的油,请他琢一方印,留个纪念。不过他留给我的40多封函札,其价值要远超一幅墨宝、一方印章。这批书信,与信封、邮票一起,50年后,将会成为文物。

五 仁者寿

2004年12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的客家人学术研讨会上与古伯相逢,他说他刚从老家庆贺老母亲百岁诞辰。我听了大为歆羡,他自己都80岁了,还能享受母亲的慈爱。这才醒悟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已经70岁的古伯,看上去也就五十开外,原来他有长寿的遗传基因。后来从他的信中得知他母亲长寿并不是“个案”,他的姑母、岳母都享寿百岁以上,古伯本人亦享寿期颐。或许在他的亲族中,还有打破百岁记录的成员。他的老家——梅州市梅县松口镇真是人杰地灵,流淌着长寿的风水血脉,培育出古伯这样的好儿女。风土人情,钟灵毓秀,是上天的眷顾。那些五十来岁就过世的养生专家,不管理论如何高超,在神秘深邃的大自然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古人提出“仁者寿”的命题,成为儒家养生思想最为集中和典型的体现。明代吕坤《呻吟语》说:“仁者寿,生理完也。”意谓“仁者”在形、神诸方面都完全具备了有利于生命延续的积极因素。古伯一生的经历修为,完全承受得起“仁者寿”这个人生高境。

六 欲再联系 已归道山

我与古伯的通信至2005年后基本中断,中断的主要责任在我。2002年我到南昌大学上班后,因工作的需要,把钢笔、圆珠笔换成了电脑键盘,已经不习惯写纸质稿的书信了,字也越来越丑。一般用电子邮件与外界师友联系,而古伯又不会用电脑发电子邮件。最后一次接到古伯的短笺是2018年11月(落款:年方九四的老友:古进),他请我告知《江西画报》社的通讯地址,发到他的手机上。可见他已学会用手机了。

这两年我在繁忙的写作阅读中,偶尔从书堆里伸出头来想到古伯,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是否还眠食人世间。这种事情又不能随便乱问,所以一直搁置。到今年8月份我终于忍不住,向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夏远鸣博士微信委婉询问古伯近况如何?小夏回复表示印象中古伯已往生几年了,但也拿不准,他再向其他朋友打听,才知古伯已于2023年12月8号归安道山。

近年我碰到了三例让我思考世上究竟有没有“第六感觉”的事。一例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某日晚上,我临睡前突然想起已有8年没有与同在一城的老师见面了,应该安排时间邀几个同学去看看她。但过了几天,就在校园路遇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告知我老师在半年前走了。一例是我老家的一个中学同学,患病多年。我某日想起此事,打电话给老家的另一个同学,托他登门去探望一下,他回复我说某同学就在上个礼拜走了。加上古伯这一例,我都慢了一拍。如果说世上并没有“第六感觉”,那为什么我一动念,就得知噩耗?如果真有“第六感觉”,为什么又总是慢了一拍?留下深深的遗憾!就像我为我那位老师写的悼诗中的几句那样:

在时不经意,遽别痛肝肠。此恨人人有,笃老尤逾常。神明遗内疚,愧泪永不干。

(作者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江右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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