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薇

周末，难得的闲暇时光，我在家整理书房时，翻出了满满一盒子书信。那些已略微发黄的信封，右上角贴着的邮票，大多来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是我的读书期间和参加工作早期。那时手机还被称为“大哥大”，奇货可居；而寻呼机（BP机）也尚未流行。信件往来的，乃三五好友及家人。

吊扇在头顶发出轻微的“咯吱咯吱”声，拂过一阵阵轻柔的风，我索性坐在地板上，翻看起那些信件来。米色或白色的信纸上，红色或蓝色的横线，一行行黑色或蓝色的字，或娟秀或遒劲或飘逸。薄薄的信纸，两页或者三页，对折，再对折，或者精巧些的，被折成某种造型。其中一些信，写于1998年，均来自姐姐。那一年，我从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国企职员。

1998年7月15日，姐姐来信了——

薇：

刚到新单位报到，还适应吗？关于毕业后回家乡还是留在异乡的问题，我觉得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人生就是这样，需要你不停地去奋争、去拼搏，但青春不就意味着奋斗吗？我最近在自学大学的课程，那些《政治经济学》《会计学》的课程不怎么好啃，但我相信多花点时间精力，还是能拿下它们的。我给你寄了一千块钱，你刚工作，要有职场丽人的样子，去买一两套像样的职业装吧，显得端庄、稳重的那种！

……

姐姐大我2岁，考上惠州龙门师范学校，那时候，只有成绩好的人才能考上中专、中师等学校，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剥谷壳”，能尽早分配工作拿到安安稳稳的工资。但其实我暗地里知道，姐姐是非常想读高中考大学的，但囿于家里的经济状况，考虑到还有两个妹妹要读书，她放弃了参加高考这条路。毕业后，姐姐被安排在佛山教书。彼时，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单靠父亲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家庭的支出。我入学那一年，适逢大学实行“并轨制”，我们学校也在试点学校之列，每年光学费就要2500元，这在当时，对我们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深知父母的不易，在读书期间，我非常努力地学习，连续三年都拿到了奖学金。同时还报名参加了勤工俭学，专门负责搞学校的卫生。每周两个晚上，我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单车，前往雇主家做家教，赚取一些生活费。隔三差五地，姐姐总会给我寄钱，有时三百，有时五百，在“汇款人简短附言”里，她总是用她娟秀的字体，写上“保重身体”“开心生活”之类勉励的话。那些汇款单早就兑给了邮政局，但那些附言却被我小心地裁剪下来，整整齐齐夹好放在信封里，记录着姐姐对我的关爱和支持。

姐姐虽然没读过大学，但她却非常上进好学。那个年代，学校虽未施行坐班制，但姐姐是新来的教师，经常要上公开课，所以她的工作还是非常繁忙的。尽管如此，姐姐还是见缝插针，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考证，不仅拿到了本科文凭，还从一名普通的老师，被提拔为教导主任。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姐姐已经结婚了。虽然有了自己的小家，手头也并不很宽裕，她却还惦记着给我寄钱，让我买两套好点的衣服。

每当我手捧着这些20多年前的书信，我眼前的字迹就变得模糊起来。1998年，我的姐姐，用她不伟岸却温暖的身躯，为我遮风挡雨，也用她的言行，向我传递着这样的信念——无论身处何境，都要自强不息。1998年，是资讯还不发达的年代。我和我的姐姐用书信的方式，相互支持陪伴，编织起了爱的网络。这份爱与支持，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心怀希望，向阳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