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礼达

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11月1日，抗日名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闻悉家乡新修的《大埔县志》将付梓出版，欣喜地写下一篇数百字的序言，其中云：“……邑之人士，以齐厥志事闻，余幸其于寇祸蜩羹之会，竟获排众难而聿观厥成，补周礼方志之缺，备异代文献之徵，不更视，故乘弥可珍乎！”他看到自己亲自过问和助修的新县志历经千辛万苦终将刊印，人在他乡指挥千军万马的罗卓英将军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年，即1943年春，这部由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题名、罗卓英等众乡贤助修、大埔籍知名学者温廷敬为总纂的民国《大埔县志》便全部正式刊印了。

这部县志从1929年大埔旅汕同乡会筹备修纂起，至1943年春最终全部出版刊印，前后历时十余载。一些助修者，如民国广东中央银行行长邹敏初、侨商蓝晋臣、曾参与出资兴办大埔中学的慈善家戴忻然等，未能等到县志全部刊印已先后去世。熟悉这部县志的人都知道，它的出版成书相当不易，在最后紧要关头，罗卓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若不是他的挂念和敦促，它很可能会在乱世中“夭折”。

罗卓英（1896—1961），字尤青，号慈威，大埔湖寮岭下村人，他是在抗日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远赴缅印作战。抗战胜利后，他三下南海，维护主权。“我本农家子，乘时一献身。戎衣匡故国，饥溺拯斯民。”和我们的开国元帅叶剑英一样，罗卓英也是一位儒将，一生创作了很多诗词，著有《呼江吸海楼诗集》等。饱读诗书的罗卓英在戎马倥偬中还心系家乡的文教事业，譬如他创建了如今的广东省一级学校、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梅州大埔虎山中学。再如，他促成了民国版《大埔县志》的出版刊印。

对于家乡新修县志，罗卓英非常支持和重视，他认为地方志的作用和价值不可小觑，“方志实史之缩影也，举凡山川文物之资料，政教风尚之蜕变，笔之于书，丽之以实用，以反映社会活动之过程，足资地方建设之基准，其价值之可珍，固无待辞费已第，兹事体大。”

不过，修志是一项浩大繁杂的工程，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更为困难。但这些困难最终并没有阻碍当时大埔的一群有识之士完成修志大业。

此次新修县志之前，大埔在明清两朝一共修志六次。“邑人士恐旧志散失，文献无稽，朝代变迁，诸多扞格，若不急起而图，即有伟大之事业或将湮没而不彰”，1929年6月，修志局成立，时任大埔县长刘织超开始组织编写县志，并很快就得到众乡贤的大力支持。1935年冬，县志初稿已全部完成，接着便紧急筹款刊印。但由于受国内战局影响，以及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潮汕很快沦陷，县志也只刊印了一部分便被迫耽搁，余稿交由乡人何矧堂带回大埔。直到1941年，一直关注家乡这部县志的罗卓英电函时任大埔县长李善余，让其取回余稿，并安排罗淑和负责编辑，最终促成县志印完。

如此一来，后人才得以窥见39卷15册民国版《大埔县志》全貌。它能在动荡年代刊印，罗卓英可谓功不可没。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一部内容最翔实也最具历史和文献价值的大埔县志。

多难兴邦，这部民国《大埔县志》的艰难诞生，似乎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让我们看到罗卓英将军等众乡贤对大埔文化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