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让

8月28日，惊悉梅州兴宁籍客家文学史学者罗可群教授仙逝于澳洲，这也是笔者到任副刊部后的第一周，本想着将来有机会联络请教这位客家文学史名宿，没想到就此阴阳两隔，不禁油生古人“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之慨叹！

罗先生的大名早已听闻，但笔者过去十年多的时间主要负责时政记者采访管理工作，与先生难有“业缘”上的交集，唯可与先生“慧命”链接得上的或有两处：一是早年笔者曾自费购阅过先生分别于2000年和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客家文学史》以及《现代广东客家文学史》两部大作，读后一直记忆犹新。二是先生于1959年毕业于梅县高级中学，而笔者则于1995年毕业同一所中学，如此算来，先生是笔者的“老学长”了。正因如此，笔者虽愚钝肤浅，但还是想写点文字，以聊表后学所领略到先生的点滴治学精神。

一曰得其大者。治学之人最怕钻牛角尖，钻进故纸堆里且执之毫厘又自以为是者屡见不鲜。我从罗先生的两部专著里看到的是他治学的格局和胸襟，他总是高屋建瓴，大处着眼，对客家文学史进行了整体梳理，从其特质、内涵、历史、演变、走向以及可能出现的危机及对策娓娓道来，并对岭东诗派、南社诸君、客家小说、新诗旧体、乡土文学、山歌曲艺甚至打工文学等各种客家文学流派及现象进行了一一评点，还对此中的领军人物或重要著作概览无余。这让我联想起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华历史文脉之庚续，所著《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皇皇巨著可谓得其大者，而不像有些学者虽聪明一世，博闻强记，却把精力时间花费在偏僻冷门的如“杨贵妃是否有狐臭之类”的无聊考证之中。有的学者虽满腹经纶却也只能留下一部为一代名妓立传的著作，虽然也是相当的力作，但毕竟从治学的高度和整体而言，可惜了其盖世之才！古人讲，得其大者方能兼其小，正因如此，我们从罗先生身上应该首先学到的是“先见森林，后见树木”的治学精神，绝勿“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

二曰兼收并蓄。罗先生在两部论著中表现出了颇具包容的学术态度，比如他对客家文学的“从严说”“从宽说”都一一引述并给予一定程度采纳，并不执于一端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且能“执两用中”地提出了“文学的实质是‘人学’，客家文学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表现客家人的思想感情。”他还就此思路提出了三条客家文学的界定标准，并充分肯定了客家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细读他对各个时期的客家文学现象、成果和标志性人物的点评，并无刻意抬高或贬低，均是比较客观公正，体现了“学问深时意气平”的修养境界，没有充当“教师爷”的姿态，更没有时下客家文史研究中个别学者不时流露出的“自伐其功、自矜其能”的“学痞”“学阀”作派。

三曰一门深入。笔者留意到罗先生一生所涉甚广，著述甚丰，但从他自1959年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后，他就对客家文学产生了浓厚志趣，并有意识地前承了黄遵宪、丘逢甲、李金发、蒲风、古直、罗蔼其等客家先贤以及黄海章、楼栖、詹安泰及客家文化学者的研究，还经常与梅州本地的客家文学作家程贤章、民间文化学者黄火兴等时时砥砺共进，并几十年如一日到闽粤赣及海外客家地区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采集第一手的客家民间文学资料。他自2000年首次出版《广东客家文学史》后，又于2003年退休后，继续念念于兹，量力而为，历经五次修改补充，再次推出续篇《现代广东客家文学史》。这种“文章不写一句空，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著追求，无疑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和效仿。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些粗浅领略，所谓管中窥豹。今先生已归道山，谨以此鄙陋却心诚之文字，化作停云落月之想，致祭于先生之灵前，祈先生未竟之事业后继有人，愿先生治学之精神风范长存！

（作者系主任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名人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