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家庭内部的欺凌，连年的天灾人祸也使得我本来就苦不堪言的少年生活雪上加霜。

解放后不久，祖祖辈辈深受地主压迫剥削、当牛做马的广大农民，好不容易分了田，分了地，分了耕牛和农具，成为主人，才吃了几顿饱饭，过上几天翻身解放的舒心日子。1953年秋，全县各乡开始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先是组织互助组，然后是建立初级社，再发展高级社，紧接着又成立人民公社，把刚刚分到手不久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统统收了上去，实行集体所有，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钱大家用，有饭大家吃”，大刮“共产风”，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和危害。

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旗帜的指引下，五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掀起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县也日益泛滥起来。县乡闻风而动，迅速掀起大炼钢铁行动高潮。各地成立钢铁生产指挥部，“钢铁元帅大升帐”，实行全民总动员和劳动力大集中，要求男女老少齐上阵，到河沟里淘铁矿砂，上山砍伐树林，以木柴代替煤炭，建“小高炉”“土炉群”，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炼钢铁。

在错误路线的指引和在各级干部群众政治热情的鼓噪下，人们不由自主地被这股浪潮裹挟进去。就连我们这帮刚十多岁，半大不小，不谙世事，年轻好胜，热情奔放的孩子们，一个个也像着了魔、中了邪似的，整天傻乎乎、兴冲冲地跟在乡村干部的屁股后面跑东跑西，跟着他们一起喊、一起干，不知不觉地当起了他们的应声虫、传话筒，甚至成了他们小小的“帮凶”。其间，我不仅争先恐后跟大人们一道下河淘洗铁矿砂，上山挑木柴，还跟着村干部挨家挨户撬门钉、砸铁锅，甚至亲自带领一帮人到我们家的房子后面，砍了二三十棵由爷爷奶奶他们亲手栽种，已经长到三十多公分粗的松树，送到乡里用于炼钢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奶奶和婶婶除了说了我几句“吃里爬外”，并没有因此过多地指责我。若干年后，当我反思这件幼稚可笑的蠢事时，心里这样想：“要说我在薛家做过什么败家的事，带人砍伐自家的树木，算得上是独一份。”

为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即：一是规模大，二是生产资料公有化）优越性，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便在各地“遍地开花”。1958年11月始，各地陆续办起公共食堂，号召农民“放开肚皮吃饱饭”。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开办的生产队公共食堂，天天杀猪宰鸭，顿顿六菜一汤，大家好不高兴。吃饱喝足后，三五成群的乡亲们聚集在一起家长里短地聊天晒太阳，田地里成熟了的庄稼没人收割，冬天农田水利建设没人过问，一个月下来便“坐吃山空”。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已难以为继，乡政府决定将几个生产队的食堂并在一起，这一来就更难办了，开始像吃流水席似的八人一桌，有鱼有肉，四菜一汤，大米饭管饱；两天后改为有荤有素，两菜一汤，每人每餐四两饭；再过了两天就只能是一菜一汤，每人每餐三两饭了；再后来每人每餐二两饭，没有菜，只有一点青菜、萝卜汤。就这样，这个有几百号人吃饭的大食堂，办了不到10天就办不下去了。

食堂散伙后，各家不分男女老幼，每天按每人六两米的标准，到生产队将粮食领回来自己做饭吃。没有副食，没有荤腥，没有油水，光靠每天六两米根本吃不饱，不久，许多人相继得了浮肿、肝病、夜盲症，村子里时不时传来饿死人的消息。由于严重官僚主义的穷折腾、瞎指挥，大办公共食堂严重脱离农村生产消费水平，加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浮夸风，再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让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栗！

奶奶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碰上这种生活条件更是雪上加霜。有一段时间，奶奶卧床不起，经常不停地呕酸水、心口痛，显然是胃有毛病，我们都害怕，担心她那么大的年纪，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挺不过来。为了给生病在床的奶奶增加一点营养，我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稻田和小河沟里去捉一些青蛙、摸一点小鱼小虾，炖汤给她喝，几个星期下来病情似有好转。可是到了秋天，随着天气转凉，奶奶的病情又加重了。（待续）

史料审核：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江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