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1882）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作为地方性的洋务能臣载入史册，同时他又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文化人，勤于著述，留下相当丰富的著作，在家乡粤东地区影响颇大，同时是潮州名贤和客家名贤。丁日昌之所以兼具潮客名贤的文化符号，与他的出身成长背景有关，也与整个韩江流域文化圈在近代出现的族群觉醒与分野密切相连。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兴起后，他的一生行藏正好体现了潮客两个族群异中有同的融洽一面；他是居住潮地的客家人，见证了“潮州”从一个地理名词嬗变成族群概念的文化名词的过程。本文尝试钩沉丁日昌与他的家乡丰顺及嘉应州客籍士人的交往历史，揭示推动韩江流域文化交融、交流的重要性，推动丁日昌作为岭东或粤东名贤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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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与黄香铁的交往

丁日昌早年的重要人生师友之中，就有客籍的嘉应州著名文士黄香铁。黄香铁（1787—1853），名黄钊，字谷生，嘉应州镇平县（今梅州市蕉岭县）陂角霞黄村人，清代著名诗人、方志学家。黄香铁生于江苏苏州黄骊坊，清嘉庆二十四年考中己卯科举人，在京充国史馆缮书多年，后三入潮州讲学，晚年隐居于故乡铁耕楼。他一生严谨治学、工于诗词、才华横溢，著作甚丰，计有《读白华草堂诗集》《诗纫》《经馂》《史呴》《铁庵随笔》《石窟一征》等流传于世。在嘉应州，他与宋湘、李黼平齐名，被誉为“梅诗三家”。在京师，他与岭南诗人张维屏、黄香石、林辛山、谭敬昭、吴秋航、黄小舟一起诗文酬唱，被称为“广东七子”。他还曾三下潮州讲学，担任过潮阳龙湖书院、潮州城南书院和韩山书院山长，也是潮汕文化圈的知名教育家和学者。

丁日昌青年时代就认识这位老师，嘉应诗人黄昌麟所著的《红楼梦二百咏》出版于清道光年间，书中有丁日昌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所作序言，其时丁氏是尚未到弱冠之龄的童生，竟能与学识渊博的夫子黄香铁一起点评黄昌麟的咏红诗歌。丁日昌不但为诗集作序作跋，还对每首诗从艺术或思想的角度进行评论达200则，而黄香铁的补评亦有25则之多，可见早年两人对当时被归入稗官野史的小说家流持有温情的关注，对《红楼梦》这部艺术性高的小说高看一眼。虽然他在后来高居江苏巡抚任上，曾经下令严禁“淫词小说”，也将《红楼梦》列入查禁书单，可能是身在其位的情非得已。此是后话。

丁日昌的诗集《百兰山馆诗》录有《赠香铁先生》二首，其中“南珠韵绝一千载，海水婆娑今此翁”一句，有夹注：“先生掌教龙湖，即南珠楼旧址也。”提及的是黄香铁早年成为潮州府龙湖书院掌教的往事。事实上，丁诗不止一次提及黄香铁，黄香铁逝世后，他又撰有挽联哀悼老师：“满目尚狼烟，示家祭有诗，见著放翁应太息；惊心成蝶梦，上封禅无稿，果然和靖是高人。”其时太平天国起义，四处烽烟，考上秀才的丁日昌参与戎幕，走上从政的仕途之路，伤感时事之余，对才华横溢而仕途偃蹇的老师的诗才和高洁品格表示敬意，认为黄香铁是陆放翁、林和靖一类的风雅人物。

丁日昌出生地丰顺县汤坑原属于揭阳蓝田都的一部分，丰顺县的县治其时在丰良，原属于海阳县丰政都，属于丰顺县北半县，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丁日昌少年时代拜读的启蒙老师至少有两位是北半县的客家知识分子。其中一位是王琳，《潮州诗萃》录其诗时介绍生平云：“王琳，号玉山，丰顺县建桥环中人，廪生。咸丰戊午科恩贡。家贫，以经术教于乡间，丁日昌曾执贽门下。丁曾劝其仕途，以年老辞谢。善诗。尚气节，秉正嫉邪。81岁逝。”（转引自《梅水诗丛》）王所存诗一首《答雨生中丞见赠原韵》：

雨余海市见频频，翠阜重楼亦似真。

过去事如前夜月，半开花已十分春。

云中鸡犬谁能识，镜里烟霞倍有神。

前后故人应得句，园蔬初绿晚晴新。

这首诗已经是丁日昌担任巡抚以后两人酬赠的作品，可见到了王琳晚年，两人仍然交往密切。丁日昌的另一位客籍启蒙老师是同为建桥镇人的刘致中，他是建桥岗下围人，参加清嘉庆癸酉科（1813）朝考获取拔贡生，即选就职教谕。环清原属程乡县地，是丰顺建县时划归的客属居民聚居地，其时，环中、岗下围同属环清，王刘两位先生均是当地客籍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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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潮任教客籍名士的交往

潮梅在历史上本来一体，唐宋后同为潮州郡或潮州府的一部分，交往联系密切，即使是清代雍正年间，嘉应州设立为直隶州后，原来属于潮郡的旧程乡县人士，前往潮州教读的人士仍比比皆是，相互移民定居的现象也是极为普遍。丁日昌向黄香铁问学已经折射这一现象。事实上，他与嘉应州籍翰林李光彦、李载熙，举人张其[~公式~]的交往也体现了类似的关联度。

丁日昌的《百兰山馆诗》（二集）有《赠李子迪太史》二首：“史学千秋富，名山一席尊。品题曾雁塔，声价自龙门。霖雨猷原裕，风云气早吞。苍生望公出，巢许莫同论”。“嫁线年年作，何缘涤俗襟。公然携布鼓，来此度金针。小坐承青眼，深谈见素心。韩江有桃李，闻说尽成阴。”

李子迪即嘉应州翰林李光彦，籍贯为嘉应州松口堡，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梅联最话》云：“李子迪检讨光彦于辛丑入词馆后，即假归，粤大吏延主粤秀书院讲席。”事实上他早在道光九年（1829）主讲韩山书院。益嗜学不倦，常手抄《十三经注疏》，尤熟两广总督阮元主持编辑出版的《皇清经解》。至廿一年（1841），选送会试，登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因父丧回乡，先后被聘为韩山书院、越华书院的主持，主讲经史，名噪一时。孝服期满，突患病逝世。丁日昌与李光彦的交往当在后者中进士归里后的那段时间，“公然携布鼓，来此度金针”“韩江有桃李，闻说尽成阴”是对李光彦在潮州讲学的影响和作用的高度评价。

《梅联最话》记录了另一位曾在潮州韩山、城南书院任山长的张其[~公式~]与丁日昌交往的情况。一是丁日昌过生日时，张其[~公式~]曾经赠送寿联一副：“定陵经术，梁郡勋名，裕后承先开伟业；玉窖四周，笔峰三矗，储云蓄雨应昌期”。1882年，丁日昌逝世后，张其[~公式~]撰写了挽联表示哀悼：“公负大才，未克竟厥绪；我披遗集，想见其为人。” 张其[~公式~]，字彦高，嘉应州东郊留馀堂张屋人，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张资平的曾祖父。他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举人。历官陕西紫阳、永寿、富平知县。他中年致仕回乡，参与平靖太平天国后期在粤东一带的战乱，获朝廷褒奖授予知府衔，人称张京卿。张其[~公式~]是阮元创立的学海堂的早期学生，是首批学长之一嘉应籍历史学家吴兰修的高弟，擅长历史、历法、算学，著述宏富，曾参与总纂光绪《潮阳县志》。张其[~公式~]在潮州任教时期，曾为韩山书院题联云：“诸生落笔兴酣，正不妨高拥韩潮，遥吞苏海；我辈读书心得，刚好是面临天水，头戴斗山。”又为潮州汀龙会馆天后座前题楹联：“发祥小湄屿，昭轨大南洋，迨四海遍尊亲，瞻拜私欣偕梓里；肇迹宋雍熙，耀光明永乐，至兴朝益宏博，神灵长冀庇芸生。”丁日昌与张其[~公式~]的交往当发生在自己晚年辞官闲居揭阳时期。

丁日昌在惠潮嘉道游幕时期结交的另一位友人黄仲安也非常有代表性。黄仲安，字薰仁，嘉应州（今梅州市梅江区西区黄泥墩）人。性情高雅，不慕荣利，善画山水，喜好吟咏。黄仲安在科场颇受挫折，屡试不中，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乡试，才作为备取被列入副榜（副举人）。光绪《嘉应州志·人物传》是这样记载两人的交往的：“（黄仲安）尝与丰顺丁中丞日昌在惠潮嘉道曹公履泰幕，志气投契。及中丞抚苏抚闽，未尝以私干谒。中丞致书招之出山，亦婉谢之。其高尚如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仲安先祖是澄海前溪乡人，清初因迁界令移居程乡县望杏坊，至其父亲黄琮璧中举，其兄黄仲容中进士，是典型的由潮入程成为客籍潮人的代表，今澄海凤岭古庙碑额是由他题写，至今仍存。黄仲安晚年曾经执教东山书院，在此以前亦在潮州一带掌教。

此外，丁日昌还与嘉应州籍翰林李载熙保持交情。李载熙，字采卿，嘉应州下市盘龙桥李屋人。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实录纂修，官至广西学政。李载熙曾担任胜保幕僚，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其时丁日昌在曾国藩幕中襄办军务，两人因此有交汇。后李载熙的母亲九十大寿，丁日昌曾经撰贺一副寿联：“爱日永花朝，天为宣文垂湛露；使星临桂管，帝教梁国近慈云。”时李载熙已经升任广西学政。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丁日昌一生以政事才能著称于世，精明干练、练达人情，但是对文化始终保持温情，与客籍人士的交往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他晚年在台湾曾经赏拔少年才俊丘逢甲，成一时佳话，后来客籍才子丘逢甲抗日保台失败内渡，回到大陆祖籍地，就以潮州、汕头为平台，创办岭东同文学堂，锐意培养潮梅两地的新式人才，涌现了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这未尝不是对丁日昌在潮客两地文化交流互动的纽带作用的一种历史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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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江苏、福建期间的客籍同僚

丁日昌被称为中丞，是他先后出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的尊称。他的人生得意在洋务运动的地方大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洋务、吏治整顿和藏书、著述等文化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他的一位得力助手林达泉就是他的客籍同乡。林达泉（1829—1878），字海岩，广东大埔三河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同治三年（1864），获苏松太道丁日昌辟佐为幕僚。留心经济，每论古今舆图、武备及海外各国形势，历历如指掌，丁日昌雅重之。同年，林达泉归里练乡勇，筹备防御战乱，叙功绩，以知县选用。历任江苏崇明县、江阴县知县，光绪元年（1875）升任海州直隶州知州，均政绩斐然。光绪三年（1877），他升任福建台北府试署知府，陈治台诸策，议建置，减征收，整饬防军，招民垦荒，皆因地制宜，事事草创，亲力亲为，积劳成疾。次年，丁父忧，忧伤哀毁，遂因病卒于任上。生平写入国史馆《循吏传》，朝廷特赠其太仆寺卿。所著文章被温廷敬收入《茶阳三家文钞》，其中《客说》是早期客家研究的重要文献。

林达泉由于长期留心时务，对于疆域地理、军事国防以及海外西方各国的制度、形势了如指掌，对丁日昌开展洋务活动相助甚为得力。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上，从事洋务和教案处理等事宜，处置得当，政绩卓越，其时处理政务的公牍多出于林达泉之手，这些文牍后来被整理成《抚吴公牍》出版，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丁日昌和林达泉两人的共同作品。

丁日昌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其收藏珍本多来自担任江苏巡抚期间，林达泉作为他的重要助手，参与了这批含有大量宋版古籍的整理，撰成《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这也是丁日昌后来《持静斋藏书目录》的底本。丁日昌将这些重要的工作委托林达泉完成，证明他对林达泉学识的欣赏和品格的信任。

光绪三年（1877），林达泉被擢升为福建台北知府。当时尚未正式建府，林达泉此前曾任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后为护理同知。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以及两江总督沈葆桢均认为林达泉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按照清朝的惯例，知府一级的官员一般是在本省的官员中产生，而林达泉当时是在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任职，属于隔省调任，建议一度被驳回。最终朝廷颁布特旨，调林达泉前往就任，皆因他的才干和官声得到朝议的认可。林达泉后来病逝于任上，丁日昌也辞职回乡疗疴，两人均是岭东地区勇于开拓、劳瘁为政而逝世的名贤。

丁日昌在江苏任官期间，与嘉应州籍的甘泉县令李修梅、扬州同知李小峰亦颇有交往。李修梅字次生，嘉应州隆文堡人氏，以军功起家获朝廷重用，先后署理、实任扬州甘泉县知县，是日后的南社诗人李煮梦的祖父。李修梅著有《诚求实纪》一卷，书中提及：“宦游垂十年，事乔鹤侪中丞最久，中丞藩江左时，檄知甘泉县事。续吾粤丁雨生中丞、西川李雨亭方伯先后都转两淮……年来于民事稍加讲求，信笔志其一二，非敢自信于斯，亦以上慰慈闱，兼不忘两中丞及方伯至教诲云尔。”李修梅莅任甘泉县知县是在乔鹤侪担任江苏巡抚期间，但与丁日昌亦有上下级共事关系，丁氏先后任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与李修梅主政甘泉颇有重合，李修梅后来因“扬州教案”去职，但一直在江苏居住，家眷寄居吴门（苏州）。

丁日昌与嘉应州松口监生出身的李光熙也交往密切。李光熙，字小峰（筱峰），以团练剿匪获得朝廷破格起用，曾在清军江南大营张国樑手下办事。后于“同治九年委署扬州粮捕河务同知，以三汛安澜加盐运使司衔，随复捐免知府本班，以道员仍归加上补用。”也是丁日昌的下属同乡，办事能力得到丁日昌的认可，所以李光熙被时人尊称为观察。《梅联最话》转录的林衡甫《楹联续录》内容云：“嘉应李小峰观察光熙，光绪乙亥十月，扶其太夫人柩，航海回粤，奉闽抚丁中丞檄，赴香港采办楢木，道经闽海，触礁，舟没柩漂，观察以身殉，其长子镜河运判培源，已为人救上小舟，见父赴水，随跃入海，中丞等以事闻，得旨优恤，准于本籍建坊，祀以专祠。”当时丁日昌担任福州船政大臣，到上海开船厂缺乏楢木，委托李光熙顺道到香港采购，不料遇到海难，包括李光熙在内的多位成员遇难。值得一提的是，李光熙家获得朝廷抚恤，他的幼子李维源居住在江苏求学，据了解，李维源幼年丧父后，得到过嘉应州（今梅县）隆文籍的扬州甘泉县知县李修梅的关照，后来在清末、民国时期曾任宿州知府、安徽省政府代理主席等职。李维源的孙女李世济师从程砚秋，是一位京剧名家。可见围绕丁日昌，这些在吴淞一带任官的客籍人士有过一种乡情的紧密联络。

丁日昌与客籍人士的交往，从他的早年求学，一直到为政、治学、文学创作上，均保持着未曾中断的联系，维持到他的晚年，在他丰富多彩的一生中产生不小的影响。这也使他在整个粤东地区，受到潮客两籍人士的崇敬。他身上具有的这种文化特性，与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据陈春声先生在《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所作的区域划分，包括嘉应州五属（兴宁、长乐一度曾属惠州府管辖），以及丰顺、大埔，七个县，均属于韩江中下游区域中的中游区域，丁日昌祖籍地在中游的长乐县，出生地丰顺县汤坑属于榕江的上游，并非狭义的韩江流域，但广义上无疑仍是整个韩江流域下游文化圈的一部分。他曾经在客家地区的丰顺县北部求学、参加童子试，也与当时仍属潮人概念的客家士人、交往切磋问学，即使走上仕宦之路后，身边也有林达泉这样非常投契的下属同僚。他身上客潮融汇的文化特性，在清末民国一直延续下来，沿着梅江、韩江这条黄金水道维持着密切的互动，岭东同文学堂、《岭东日报》《大风报》《汕报》以及潮汕铁路的兴办，均体现潮客两个族群维持着古代潮人时的融洽情感。因此，纪念丁日昌，建议将他视作潮客一体的先贤，定位为整个粤东的历史文化名人代表，推动岭东意识的复苏，有利于推动今天潮梅两地的文化、经济交流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