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锡诚：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人文学者、民间文学家。山东昌乐人，1935年2月生。1957年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任职。刘锡诚先生一生与中国民间文化结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文艺学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他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几天前，从老朋友北京师范大学萧放教授的微信朋友圈中得知刘锡诚先生去世的消息，深感惊愕与悲痛。这位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的长者，竟然悄无声息地告别了人间！一幕幕与先生交往的往事，顿时在脑海中不断浮现。

一

1988年3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同相关单位主办的“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在珠海、深圳等地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近60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盛况空前。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中国文联（民协）分党组书记的刘锡诚先生是这次会议的具体策划人与组织者。他在开幕式中充满激情地说：“这次会议是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时机召开的……民间文化在经济突进中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我们的会议将在这种氛围中探讨现代生活影响下中国民间文化（文学）的走向，研究如何更新和发展民间文学的理论、观念、方法，完善其体系，使我们的理论跟上社会生活和民间文化发展变化的步伐，以我们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个性增强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见《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4期《我们需要活力、发展和生机—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这次会议采取理论研讨与现场调研相结合，先后在珠海、深圳两个经济特区召开理论研讨、内地与港澳民间文艺家座谈，并到改革开放的民间文化“现场”考察。在深圳会议期间，我受市文联、市民协领导的委托，具体负责接待与安排考察座谈活动，同时还提交了《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兼论中国民间文化（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方向》一文，在大会宣讲交流。考察过程中，我留意到，刘锡诚先生总是以满腔热情看待经济特区民间文化发生的新事物，并且带着问题在调研和思考。这次会议结束后，由刘锡诚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论坛》刊载了包括拙文在内的相关文章。刘锡诚先生指出：“大家对特区正在发展变化的民间文化很感兴趣。目前，民间文化（文学）界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民间文化如何挖掘保护和传播，二是民间文化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第一个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问题，目前全世界对此极为关心，特别是工业化的国家更为关注；第二个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问题，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已出现民族文化中西融合的倾向。”他在给《深圳民间文艺》题词时也指出：“传统的、转型的民间文艺都亟待抢救、收集、保存与研究。”（见《深圳民间文艺》1988年第2期）锡诚先生主张应该抢救、收集、保存与研究“传统的、转型的民间文艺”，实则是提出了新时期如何继承、创新发展中国民间文化（文学）的重要命题。

二

自与锡诚先生认识后，我有幸得到他许多指导、鼓励和帮助。在书信交谈中，他总是勉励我“年轻有为，应多做事”；他来深圳之前，会在信中嘱咐我“届时定要晤谈晤谈，以解多年不见之念”。我赴北京开会时也曾到他家拜访，受到他和夫人马昌仪老师热情接待。锡诚先生得知我撰写黄遵宪与民俗学的论文获奖，特来信表示祝贺，认为此文对研究中国民俗学历史颇有价值。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我围绕陈国凯等广东作家开展的研究也给予了热情指导。他的正直、热情、睿智与随和，确实令人如坐春风、难以忘怀。

2004年8月13至16日，“全球化语境中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与深圳市文联主办，主要研讨全球化语境中的民俗、民间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问题。应我与叶春生老师相邀，锡诚先生欣然出席并多予指导。本次会议他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的论文，强调对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与性质进行定位和确认的重要性。这个理论思考与探讨成为他后来任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制订政策与理论指导的基础。

这次研讨会，锡诚先生就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谈了他独到的看法。他说，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把儒家思想遗产中的“和合”或“中庸”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但这不是亿万老百姓心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大刀举在我们脖子上时，当我们的民族面临危难时，我们能讲“和合”能讲“中庸”吗？不！民间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意识，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国家、民族、个人的安身立命上，就是要张扬对生命意识的崇尚，对自强不息的崇尚。民间文化是民族的根，失掉了自己民间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由亿万中国老百姓所创造和享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间文化遗产，正是体现了我们民族崇尚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

三

锡诚先生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奖掖后学，培养新人。叶舒宪、吕徽、陈建宪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作家）都得过他的指导或扶掖。我也有幸得到他的栽培。1988年11月，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即将召开，中宣部发现各地上报参加会议的代表大都60岁以上，按照小平同志“干部年轻化”的要求，中宣部要求中国文联增加80名40岁以下的青年文艺家，在讨论各省增补代表名单时，锡诚先生根据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研讨会他对我的考察，向中国文联作了推荐，于是当年三十出头的我荣幸地获得出席全国文代会的机会，认识了众多文艺界前辈，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北京见到锡诚先生，他仍然像往常那样与我亲切交谈，却丝毫不提他推荐一事，而是由中国民协的朋友事后告知。先生的知遇之恩，我终生难忘！

锡诚先生虽然后来由中国民协调至中国文联研究所，但他对深圳民间文化、新民俗文化仍然给予高度关注，他多次被深圳华侨城旅游集团邀请对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规划建设作专业论证，还热心推荐蓝克、李伟等专业人士参与深圳文旅建设。记得有一次华侨城召开旅游文化研讨会，他与华君武等文艺界专家应邀出席。那次我们一起与“中国主题公园之父”、华侨城创办人马志民一起座谈。随后锡诚先生专门找我谈话，讨论新时期传统民间文化如何继承、创新、发展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事后我将其总结为“抢救原生态、精品留后代；创新原生态，吸引新一代”，也就是传统民间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锡诚先生的指导令我受益匪浅。

2019年12月，我应邀出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深圳市宝安区举办的“山花奖”颁奖晚会系列活动。中国文联的领导向锡诚先生颁发了“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终身成就荣誉奖”，这是民间文艺界最高荣誉，先生可谓实至名归。可惜那次我与他匆匆一见，来不及叙谈，先生就匆匆返京，竟成为最后的诀别！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在推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今天，锡诚先生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我们，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耕耘不止、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