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社

钟志良是近年来快速崛起并逐渐成长的小小说作家。他虽然于2019年才开始写小小说，但其创作经历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他的诗作经常见诸报刊并入选多种诗歌选集。钟志良重拾文学爱好，由诗歌转向小小说，可以说是得益于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得益于脚下这片沃土。

钟志良是广东兴宁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小小说大多扎根于他所熟悉的生活，其小小说创作的原发性力量，来自他生长的乡土和成长的职场。因此，从题材上划分，钟志良小小说集《野生鱼》中，“乡土题材”和“职场题材”两类作品的特点非常突出。这种“经验创作”，让他的小小说具有非常真实的生活体验，也给读者一种质朴与真实之感。

无论是主打的乡土题材和职场题材，还是关于家庭、婚恋等其他篇什，钟志良小小说大多关注底层人物，书写底层人物的心理和品质，彰显底层人物的真善美，给人一种从善向上的温暖和力量。如乡土题材《鸡冠子》中，写了汤博鹄和罗秋香夫妇分到“既偏僻又贫瘠的矮坡寨”这片责任山后，甘愿吃亏，通过勤劳开垦，把矮坡寨变成了致富的“风水宝地”。更难能可贵的是，十多年后，“因修高速公路”，“刚好从矮坡寨经过”，“汤博鹄夫妇拿到了五十多万元的补偿费”后，却把这笔钱“给村里办点实事”。这篇小小说的开头说，矮坡寨“因形状有点像公鸡的冠子，又被称为“鸡冠子山”，在文章的结尾，“罗秋香说，心痛什么，这笔钱本来就是公鸡的冠子——外来肉”。首尾呼应，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小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提升，人物形象也跃然纸上。

值得关注的是，钟志良写乡村振兴题材，他避开了所谓的“宏大叙事”，也没有刻意为之的“使命感”，而是以平民的视角，从小处入手，书写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像《杜鹃花》里的杜娟，她是“青云嶂的第一个女大学生，主动放弃城里舒适的生活，辞职回乡当农民”，面对父母的不理解，她说，梦到太奶奶对她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这书不能白读，要给青云嶂的父老乡亲做点实事。”像《“老抠”》里的老陆，“没人叫他老陆，而是叫他‘老抠’”，足见其吝啬程度，但对母校的捐款却是毫不含糊的大方。他的理由也很简单，他之所以“抠”，是要“抠”下来捐给母校，以感恩班主任当年对他的帮助，让他没有因为贫穷而辍学。在小小说里的这些角色，他们支持家乡建设的方式是不同的，但他们对家乡一往情深是相同的。通过这些小小说，或许我们还能品读到作品背后作者的“还乡”情结。

钟志良写乡村题材，塑造乡村人物，既写过去，也写当下，如《劁猪匠老蔫》《护林员“猎狗”》《二叔》《叔叔的婚事》《杜鹃花》《“老抠”》《鸡冠子》《绽放》等，体现了新时代农村的发展与变化，表达了作者对乡村秩序重建的期待和乡村振兴的希望。

钟志良这些书写底层人物、充满人间温情和正能量的小小说，算不算小小说的“底层叙事”？一直以来，文学界对“底层叙事”或“底层写作”偏向于关注底层的利益及生态，所谓对底层的同情与悲悯之心，更多的是通过“苦难叙事”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但是，由于对苦难的过分渲染与堆积，有些所谓的“底层叙述”难免有模式化的倾向，就像以前我们所熟悉的流行一时的“打工文学”，现在大家似乎已经不怎么提起。这恰恰也体现了时代发展与“底层叙事”也在与时俱进。我认为，“底层”不应狭隘地理解为苦难的世界，它有困厄，更应该有困厄中的温情。底层写作，既要写生存，更应该写生活。事实上，钟志良写底层，对底层的生存状态同样也有思考，如《1985年的春节》《卖粉丝的老人》《长寿秘决》等。在《长寿秘诀》中，92岁的老人因不胜其扰，最后道出不是“秘诀”的“秘诀”：“只因有一个七十岁的傻儿子，我不好好活着，谁来照顾他？”

《长寿秘诀》写的是某个乡村老人的生存状况。但是，在钟志良的笔下，他或许更愿意写城里的生存状况，像《上课》《萧英俊》《工蜂》等等。说到城里的生存状况，在这里不得不提钟志良的“职场小小说”。前面提到，在钟志良的小小说创作中还有另一类的“职场题材”。其实他相当部分的“职场小小说”，很大程度上应归类于“官场小小说”，原因很简单，它与“官场小小说”有着异曲同工的“体制内”指向。但是，与其它“职场小小说”（或者说“官场小小说”）不同的是，钟志良也写了一些小人物身在职场的生存状况或精神困境，如《饭局》《酒局》《上课》等。

如果把钟志良小小说创作与“底层叙事”联系起来过于牵强的话，我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作家对社会分层和探索应该持更为宽广的态度。“底层叙述”应该突破狭隘的底层写作标签，重点关注广大底层人群的个体境遇和精神世界。换言之，相对于牵强，解构与重建或许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