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邓文钊（1908-1971），原籍五华县水寨镇七都村，生于香港。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任大英银行华人经理、华比银行华人副经理。抗日初期，参加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亲任司库，尽力操劳，募集大批经费，支持共产党抗日。创办《华商报》，亲任督印人、董事长。同时，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提供大量汽油，为解放海南岛协助进口大米7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文钊协助政府组织港澳工商界人士回国观光，带头与港澳侨领发起集资，于1951年春在广州创办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创引进外资企业，亲任董事长，其一生实业报国艰苦创业，肝胆相照持行正途。邓文钊历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省侨委副主任、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工委委员、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

出身香港巨富五华石匠之家

邓文钊曾祖父邓源昌（1829-？），又名邓焦六，五华县水寨七都围人。少年时家境贫寒，生活清苦。香港开埠不久，他便只身远道徒步，来到香港谋生。他是五华继水寨员瑾村曾三利后的第二个赴港谋生者。邓源昌背井离乡来到香港之际，正是开埠不久，城市初建百业待兴之时。香港兀立海隅，花岗岩石山特多，因此建筑和道路铺设多采用花岗岩料石。邓源昌来自石匠之乡五华，深知石业之行道。他到香港后，便涉足石业，由于他颇有心计，对石块性能深研细琢，不久便成为富有经验的石匠，扬名香港，誉名为“打石六”。后来，他又涉足建筑行业，成为承包工程的小判头。1850年，香港由十年前开埠时的数千人增至数万人，食水供应日趋紧张。1881年，港府决定在大潭增建比薄扶林水塘增加数倍蓄水量的大潭水塘，由工务局自行设计，招商承办各个环节工程。可是，该工程进行不久，原设计筑堤坝的方石，一再被山洪冲走，承办商无法如期完成工程。西方工程师伤尽脑筋，也无法解决问题，水塘工程面临半途而废的境地。1883年，邓源昌自告奋勇向香港当局表示有办法将大潭水塘筑成。港英当局以兴建大潭水塘势在必行，工程不再招商承办，由政府直接投资，邓源昌负责施工，整个工程费用，他可抽用百分之五，作为施工收益。“打石六”的财源便滚滚而来。他是个地道的五华打石阿哥，质朴殷实，天性厚道，不懂得如何运用资金，也不相信银行。为了安全起见，赚钱后便购买地皮，特别是大量买入华人聚居的上环至西营盘一带地产。

大潭水塘于1889年落成。打石六辛勤工作七年，资财日厚，腰缠万贯，跃为巨富。港英政府当局对他极为器重，旋即将市区水渠工程全部交给他承办，这又是一项利钱深厚的生意经。在邓源昌苦心经营下，其财产不断增加，究竟有多少，甚难估计。据香港《明报》月刊第1232期“香港春秋”中推出的《承建大潭水塘凭S形麻石技压洋工程师，打石六打出千百黄金屋》一文，足见其财产颇丰。据此文云，“若论地产，他肯定为十九世纪最大的业主。早年整幅购入的西区地皮，可分成若干条街道。在中区投得的地皮，则包括海床，填海所得亦归业主所有”“……邓源昌亦非别人可及，他在荷李活道建屋安居，称为‘红屋’，任何喜庆事均在‘红屋’举行……又在庄士顿道与湾仔道交界处建屋一栋，称为‘白屋’，家族丧事在‘白屋’举行……早年香港人一谈‘红白屋’，便知道是邓源昌家族”。

邓源昌穷人出身，也曾受过“家无隔夜米，地无栖身处”之苦，他富有之后，有心为穷人做点好事。因此，凡他名下的房屋，均廉价租给平民，并且预立遗嘱，指示后人不可加租。他的后裔，亦秉承先祖遗训，深明大义，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1908年，邓源昌的曾孙邓文钊出生于香港。邓文钊的母亲周氏很早辞世，留下四个儿女由邓文钊的祖母，即现今香港新界沙田古迹曾家大屋创始人的女儿抚养长大。1927年曾氏被贼劫杀，家产被邓文田、邓文钊兄弟继承。邓文钊妻子何捷书是何香凝的侄女，亦生于显赫的富商之家。

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1931-1935年，邓文钊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和剑桥大学EMANUEL学院经济系攻读，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36年夏秋间，邓文钊、何捷书一家三口乘船返回香港。邓文钊即和二哥邓文田以自己的家产作保证金，先后取得英国大英银行和比利时华比银行在香港的买办权，并任两家银行的华人经理。1937年，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也先后到香港。其间，他们与邓文钊关系逐渐由亲戚发展为同志、战友。1938年初，廖承志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出于了解和信任，他委托表妹夫邓文钊处理各种来往款项。海外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捐款，有许多是以邓家的进出口公司崇德行名义通过华比银行进行的。邓收款后直接交廖承志或转入中共开设的公司。同时保管、存放准备运送到华南地区供抗日游击队使用的各种物资。邓家的两个仓库一度成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存放过境物资的地方，成为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和接受、转运爱国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物资的场所。

抗战爆发后不久，宋庆龄从上海到了香港。邓文钊通过何香凝、廖承志母子的介绍认识宋庆龄。1938年6月，宋庆龄牵头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向海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募集捐款。邓文钊是“保盟”的骨干分子，亲任“保盟”司库，专门负责财务工作。他利用担任华比银行华人经理的有利条件，为海外捐款作财务上的安排。“保盟”在香港三年零六个月，总共募集几十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其间共送出物资120多吨。“保盟”在香港的工作一直坚持到香港沦陷前夕。宋庆龄视他如子侄。1980年去世前还曾立下遗嘱，把她在京、沪两地住宅里的藏书赠给邓文钊之子邓广殷。

全力支持创办《华商报》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肆意取缔民主进步报刊。至4月底，内地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一大批文化、新闻界进步人士被迫撤往香港。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士组织起来，筹办一份报纸，为的是让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人民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廖承志马上想到邓文钊，对他说明意图。虽然邓文钊深知为共产党办事会有很大的风险，但毫不畏惧，他动员哥哥邓文田出面向港英当局申请注册、任报社督印人，他任副总经理，负责办报的具体工作。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成为中共在解放区以外唯一能传播信息和主张的报纸”。该报从创刊伊始，便被国民党及其在港势力企图加以取缔，宋庆龄挺身而出，率廖承志及邓氏兄弟等人进行斡旋，终于保住《华商报》。但国民党顽固势力仍不遗余力地破坏该报的印刷、发行。邓文钊为办好此报出钱出力，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日寇占领香港后，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遭到日军、汉奸的恐吓和迫害。同年12月，《华商报》被迫停刊。当时在港的著名文化人士有几百人，为了保障他们生命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秘密大营救行动，将这些文化名人分批撤离香港，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方。1945年8月日本投降，广东区党委迅即派宣传部长饶彰风和《前进报》社长杨奇等人赴港，与邓文钊等人商谈《华商报》复刊问题。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复刊，邓文钊担任董事长和督印人。此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大举进攻解放区，疯狂镇压民主人士，各地进步报刊遭查封、取缔。《华商报》再次成为解放区以外能直接传播中共声音的报刊，又成为号召蒋管区人民及海外侨胞支持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齐心协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号角。报纸复刊后，邓文钊承担更多、更大的风险。国民党反动势力曾通过华比银行命令邓文钊停止支持《华商报》的工作，遭到断然拒绝。《华商报》广州分社门市部被特务捣毁，不久又被封禁，邓文钊等人便通过游击队“小鬼”继续发行。1947年和1948年的秋天，报社两度出现经济危机，邓文钊慷慨解囊，并发动工商界进步人士捐款救报。《华商报》重视国际时事、国内新闻与本港新闻报道，并开辟有专论、评论和专栏文章，各版的主要编辑人员多是报坛精英，各专栏文章的撰稿人也大多是国内著名的作家、学者，可谓群英荟萃。《华商报》的贡献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扬。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致邓文钊及该报的负责人电报称：“……在诸兄努力之下，成就甚大，至为钦佩！”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将《华商报》全班人马移师广州，筹办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那时广州没有卷筒新闻纸，邓文钊代垫付外汇，为南方日报社订购了大批进口纸张。1949年10月15日，即广州解放的第二天，《华商报》在香港终刊，圆满完成了党赋予它在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

“红屋”成为中共“联络点”

邓文钊在香港坚尼地道130号的豪宅，被称为“红屋”。宋庆龄、廖承志常常借用“红屋”会见客人，“红屋”实际上成了中共的“联络点”。1941年邓文钊在撤离香港的过程中与华南党组织负责人方方、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等相识并成为好朋友。从那时起，邓文钊就开始积极为东江纵队筹措资金，为东纵做过重要的国际联络工作。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连贯、乔冠华、饶彰风是“红屋”常客。他们通过邓文钊在此会见了大批港澳工商界人士，还结识一些国际友人，动员他们支援中国解放战争。邓文钊还通过国际著名记者、作家爱泼斯坦动员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支援解放区。此时，邓文钊常常为华南共产党人交接钱银。当时，常有外国友人带钱到港交给乔冠华等。有时由邓转交，有时在“红屋”直接双方交收。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革等八个民主党派通电中共表示响应和支持。可是这些民主党派的上层人物大多在香港。在邓文钊等的协助下，在半年时间内，先后有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茅盾、马寅初等著名民主人士到“红屋”赴宴为名，乘船悄然离港北上。1949年，饶彰风还曾借用“红屋”与内地拟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代表谈判。同年底，陈赓将军率二野四兵团进军西南，军队缺少汽油，叶剑英急电从速解决。邓文钊闻讯立即利用各种关系，抢运大批汽油回广州，及时支援了我军解放大西南的战役。解放后，张学良二弟张学铭夫妇曾奉命到港联系张学良，他们抵港后住在“红屋”。广州刚解放时，广东省主席叶剑英曾命商业厅厅长朱竟之到香港接洽购买泰国大米事宜，他抵港后也是住在“红屋”。邓文钊、蚁美厚等听朱竟之介绍情况后，立即与泰国华侨代表商洽，及时从泰国进口大米，解决了广州缺粮的燃眉之急。

创办“华企”促经济发展

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邓文钊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美对中国封锁禁运，而国内百废待兴，急需大量资金进行经济建设。为此，华南分局决定成立一家中外合资公司，以吸引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邓文钊奉命到北京向廖承志汇报，并通过他向周恩来总理进行报告，得到大力支持。邓文钊利用他在港澳的影响力，动员港澳地区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华侨用外汇入股，首期募集股金人民币100亿元（旧币，下同），作为私方，与广东省商业厅下属八大专业公司以出资入股方式组成的公方，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邓文钊被选为公司董事长。公司开业不久就取得良好成绩，打破了美英物资禁运，有力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内经济发展。如1951年抢运交通器材，仅轮胎一项就达5000套；1952年抢运大批供志愿军用的药品和手表。两年间，公司出口创汇达200万元。在华南地区投资十余间工厂，促进工业发展和人民就业。投资兴建北京新侨饭店、广州南方大厦等大型基建项目。1952年结算，股东红利达27%，职工分到奖金。“华企”成功举办，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反响。邓文钊把当年所得职务资金5000万元，全部捐给省工商联兴建办公大楼，后来又再捐800万元建礼堂。1953年，邓文钊参与筹建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并被推举为筹委会主任委员。1955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副省长，分工负责华侨事务、投资业务、港澳联络以及经济发展等工作。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华侨联谊会副主任委员。

赤子情深回报桑梓

邓文钊虽然身居海外异地，但他从没有忘记家乡的一山一水，没有忘记家乡的亲朋故旧，更没有忘记家乡建设事业。土改期间，他兼任城乡联络站副主任。他的祖上原在老家农村有不少田地，但他们一家长期居住香港，已有好多年没有收田租，当地土改队不谙详情，派人到广州要求邓文钊退押退租。本来这样做不符合土改政策。但他同情农民疾苦，立即写了一张5000万元的支票送给农民，以表示对家乡土改运动的支持。1963年9月13日，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的邓文钊回祖籍地大坝七都围认祖，看望祖居和乡亲，随后出席五华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并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之后，他还指示儿子以自己在香港的资产购置十几辆大型二手汽车（因当时进口新车有困难）捐献给广州市，还捐献了两辆载重汽车和一批化肥给五华县家乡，扶持家乡经济建设，并捐款给一些中小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在邓文钊爱国爱乡精神的感召下，改革开放后，邓家后代分别于1987年和1998年，先后出资120万元（港元）和60万元捐建了五华县中医院“绮梅楼”和住院部，至今还在服务造福当地群众。

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文钊受到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1年1月8日辞世，终年63岁。打倒“四人帮”后，邓文钊获得平反。1980年7月10日，邓文钊追悼会在广州举行。叶剑英、宋庆龄、廖承志、荣毅仁、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花圈；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杨尚昆主持追悼会，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尹林平致悼词。1995年，邓文钊的墓迁入深圳大鹏湾华侨永远墓园，墓志铭为“热爱祖国，一生正直”八个大字，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所题写。

（作者单位：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