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能强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工业学大庆”，大庆，曾是全国工业战线的红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庆油田是我国最大的油田。我此生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而大庆，是我石油生涯起步的地方。

（一）

我1940年1月出生于大埔洲瑞，1959年从大埔高陂中学高中毕业，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中途因肝炎休学一年，1965年毕业。在填写分配志愿时，我坚决响应党的“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号召，以大庆作为第一志愿，且如愿以偿地分到了大庆。办妥手续后，就登上了广州往北京的列车。几十位同学亲朋到广九火车站送行，特别祝贺我此行去当“大庆人”。

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到了北京；换车，再经过两天两夜，到了哈尔滨；再转车去大庆。车窗外掠过的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房舍和耕地越来越少，映入眼帘的只有荒凉的大草原，一片萧瑟。车厢里有很多乘客，都穿着印有“农垦”字样的“道道服”，原来他们都是大庆人。那“道道服”是大庆的工作服，那“农垦”是大庆的代号。知道我是到大庆报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就热情地和我攀谈起来。他们对大庆的深厚感情和当大庆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使我很受感动。车到龙凤（地名），他们告诉我现在已经进入大庆油田，窗外那一片高耸林立的炼塔，就是大庆炼油厂。

我跟着一大批大庆人，在荒凉小镇萨尔图车站下了车，徒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干部部所在地2号院报到。干部部把我分到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并打电话通知研究院下午派车来接我。办完手续已是午饭时间，干部部的同志领我去机关食堂，吃了大庆“迎接”我的第一顿饭：金灿灿的粗小米饭，很好看，但——很难下咽。

午后，研究院派了一辆解放牌汽车，领着我去萨尔图火车站领取行李，然后沿着矿区平整的柏油马路，驶往让胡路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办公室。人事科把我分配到流体力学研究室（简称“流体室”）；流体室马上派了几位同志把我接到流体办公楼。老同志们非常热情，特别是中大数力系的老同学，1964年毕业后就来到这里的张昭强、蔡明伟、蔡敷鑑、钟运梅、许明强等10多人，更是十分亲热。当天安顿好了住地，第二天就去办公室上班。

流体室把我安排在二组（渗流力学研究组），这个组有40人，几乎全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毕业生。

从此，我就是一名“大庆人”了！

（二）

从大庆起步，我开始了自己的石油生涯，并与渗流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组长朱亚东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生，1962年毕业就来到大庆，此时已成为出类拔萃、颇有名气的渗流力学专家了。他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专门给我详详细细介绍了大庆油田、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以及流体室、流体二组各方面的情况，告诉我：流体二组的任务，是研究和运用油气在地下渗流（或称渗滤）的规律，解决油田开发生产中的各种有关问题，建议我首先读几本石油地质学和地下渗流力学的专业书，迅速掌握基本知识，逐步熟悉有关业务，如此等等。

我听从专家的意见，开始钻图书馆读书。石油地质学和地下渗流力学等，是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的崭新学科。什么地层、背斜、沉积岩，什么孔隙度、渗透率、黏度，什么层流、湍流、平面径向流，什么油压、套压、流压、静压，什么达西（Darcy）定律、裘比（Dupuit）公式…… 这些属于石油工程的最最基本的概念或常识，于我却全是从未接触过的新东西。我一头扎进书本，从零开始，贪婪地汲取最最基本的地质常识和渗流力学知识。

渗流力学研究组的工作，我还根本插不上手，除了读书和看资料，有时跟着老同学许明强去上井取样，即带着若干个油样桶（用白铁皮制成的带盖密闭小桶，容积约几百毫升），到按规定定期取样的若干口井（称作“取样井”），打开井口取样“考克”（cock，即取样阀门），让原油流出，装上小半桶，带回试验室化验。

看到草原上到处都是四处乱窜的野兔，我感到挺新鲜。许明强告诉我：在勘探初期，草原上还有很多野羊（即黄羊）和狼。有一次，我们流体室一位工程师上井取样，就遇上了狼，吓坏了，落下了经常摇头的怪毛病。但此时矿区内已经没有狼和野羊出没了。

（三）

那个时候，大庆的供应仍很紧张，生活仍相当艰苦。每个月每人的粮食供应定量是：细粮8斤（大米2斤，面粉6斤），其余为粗粮（高粱、玉米或小米）；半年时间冰天雪地，蔬菜奇缺。由于不服水土和不适应饮食，我的肝炎复发，肝功能不正常；而且经常全身皮肤过敏，起红疙瘩，奇痒难忍，上医院诊治，医生也找不出病因。我天天服食西药和中药，疗效甚差。于是，我在大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受到严重的挑战。那年冬天去北京，我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专家认定：这是我从广东骤入东北，维生素摄入量骤然减少，因而引起的过敏，让我多吃蔬菜和水果，并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和复合维生素B。于是，回大庆后，除了大剂量服用维C和复合维B之外，不惜花重金购买西瓜、苹果、梨等水果，以及价格比猪肉还贵的鲜黄瓜、西红柿、荷兰豆等从南方运来的蔬菜，病情果然逐步好转，症状减轻，慢慢消失。

春节来到了。除夕夜，单身职工在食堂一起聚餐，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然后食堂给每人发了一包面粉和一包饺子馅，说第二天大年初一，早上食堂不开门，大家自己包饺子吃。初一早晨，我们几个中大同学和“老广”（在大庆，“老广”可不只是广东人的代号，而是广东人和广西人的统称）分别与北方同事组合，分成几组，分别在几个办公室里，一边包饺子，一边用电炉和大搪瓷缸子煮，以饺子宴迎来了新春。

大庆人传统的度春节假，是以“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过革命化的春节”。特别是地震勘探，要按设计开作业车四处放炮，同时采集炮声声波遇到各种地层所反射回地面的地震资料，因为荒原上有许多“水泡子”（即水塘）和沼泽地，入冬后，这些“水泡子”和沼泽地都结了厚厚实实的冰，作业车可以畅行无阻，任意驰骋，是施工的最好时节。春节期间，自然不会放过这大好时机，冒着严寒继续施工。后来是真放假了。天寒地冻，室外是一望无际白茫茫的冰雪世界，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几摄氏度。这几天假期如何打发？我们几个单身“老广”，待在用火墙烤得暖烘烘的房子里聊大天，天文地理，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等到开饭时间再上食堂打饭吃，主食只有粗粮，或高粱米饭，或玉米饭，或小米饭，我们这些老广，端起饭盆就想：如果这是碗大米饭，那该多来劲啊！

大庆研究院工会为了照顾病号和体弱职工，特别开设了一个小小的营养餐厅，每个科室每期可送一两个照顾对象到那里吃一个月营养餐，老百姓调侃而谓之“吃小灶”。到大庆不久，我肝炎复发，流体二组和流体室工会决定照顾我，让我去享用那一期营养餐。我了解到：这个营养餐厅，首先照顾重病号，而在无特殊照顾对象的情况下，则是大家轮流去享受一下。流体室有100多号人，多半人一次都还没有轮到过，而我刚来没几天，连工会都还没有加入，就去享受营养餐，实在说不过去！但领导和同事们一劝再劝，我只好接受大家的一片盛情。在营养餐厅，顿顿细粮，大米饭、馒头随便吃，菜肴品种多样，丰富可口，早餐还有牛奶。一个月下来，我的肝炎病情有所好转，体重也增加了。我深受感动，在心里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大伙的关怀照顾，一定努力学习，尽快掌握业务知识，从一个彻底的外行转变为内行，投入到工作中去，成为真正的大庆人。

到大庆研究院不久，认识了采收率研究室的兴宁客家老乡张菊香，她丈夫是计算机研究室的金煜明，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生、工程师。张菊香的妈妈也住在那里。他们一家非常热情，对我十分关心。一次我忽然病倒了，又没有在食堂订病号饭，粗粮饭一口也吃不下，张菊香知道后，就特别为我熬大米稀饭，加上从家乡带来的梅菜干和萝卜干，送到我宿舍来，顿使我胃口大开，病不治也好了一半！

（四）

1968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五七干校”的高潮。大庆也闻风而动，各单位立即开办了“五七干校”，知识分子成堆的研究院自然不甘落后，很快就在原来的院办“老农场”开办了“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五七干校”，同时还组建了一支“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五七地震队”。在发动自愿报名时，全体同志都自动报了名。王武贤和朱亚东等参加了“五七地震队”，我和贾敬堂、李润忠等100多人，则肩扛背包，手提网兜，步行到“五七干校”，住进会战时期职工自己搭建的泥巴房子“干打垒”。

“干校”有大片土地，有好几群牛、马、羊等牲口，所以成立了农业排和畜牧排，贾敬堂、李润忠和我等被分配在畜牧排，贾敬堂是排长，放20多头奶牛，李润忠放十几匹马，我和一位农工小陈放80多头黄牛。我和农工小陈的分工是：一人把80多头牛赶到大草原吃草，一人在家清理牛圈，把牛圈里里外外清理干净，将头一天夜里牛拉的粪尿运到堆粪场，给农业排做肥料，一天一轮换。清理牛圈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清晨到傍晚收工，手不停脚不停地忙活，身子骨累得像散了架似的。放牛也很艰苦，特别是草原上蚊子和蠓虫（俗称“小咬”）非常可怕，我曾总结大庆蚊子的三大特点：一是多，二是狠毒，三是“宁死不屈”。蠓虫很小，黑色，也很毒，一咬一个包，而且特别难防。草原上蚊虫特别多，我们出去放牧都得戴上“蚊帽”。

（五）

1969年，我30岁了。父亲一再提醒：该成家了！

于是，1969年春节前，我请探亲假回家“看妹子”，与高陂中学的校友、高中毕业回乡知识青年阿郭闪电式定下了婚事。我俩很快就启程回大庆了。

我继续放那80多头牛。阿郭无事可做，也常常跟着我去大草原放牛，当起了义务放牧员。我们成了一对名副其实的“放牛夫妻”。

9月，我和3万大庆人，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调离大庆，浩浩荡荡奔赴湖北，参加五七油田大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