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山

这是一种神奇的乐器。它其貌不扬，一个琴筒、一根琴杆、两个琴轴、两条琴弦、一个千斤、一个琴码、一把琴弓；琴杆顶端那镶着塑料片的弯头，或木雕的龙头、马头，以及琴筒背面雕刻着精美图案的音窗，就是它所有的装饰，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它低眉俯眼流落民间，街头巷尾、村头屋角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江湖卖艺者身上背着它，乞丐乞讨时“吱嘎吱嘎”地拉着它……

它又昂首挺胸地进入神圣的音乐殿堂，庄严的大学课堂里有它的绰约风姿，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厅飘荡着它优美的声音，近百人的交响乐队为它伴奏，一曲奏罢，博得满堂喝彩。

它就是中国民族弦乐的头牌乐器——二胡。

一

我认识、接触二胡，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正读初一，同班与邻班几个家住得近的同学，不知触发了哪根青春躁动的神经，相约学拉二胡，并土法上马，亲手制作。我也受到影响，但苦于家庭经济拮据，买不起二胡，便跟着同学动手做。材料几乎都是现成的。锯一节麻竹筒做琴筒，琴杆就用扫把棍替代，唯独蟒蛇皮较难找到。也是天赐机缘，邻居正好打了一条大南蛇（即小蠎蛇），就死皮赖脸地向他讨。二胡的制作工艺简单。于我来说，唯一的难点，是在琴筒和琴杆上打孔。我起初用烧红的铁条去钻，但总是不能把孔弄得圆润，很难与琴杆、琴轴接合得严丝密缝。于是便向前来本屋做木工的木匠师傅求情，请他帮忙打孔。其余手工做不来的琴轴、琴弓、琴弦（当时用的是丝弦）、松香等，公社圩镇上的文具店都有现成的卖。捣弄了半个月，一把“二胡”总算整出来了。一拉琴弓，居然还能“嘎嘎”作响，真把我乐坏了。我就这样像模像样地学起了二胡。

老爸也是个音乐迷。平时会拉一把据说是捷克出产的，有着几十年琴龄，散脱过几次又重新黏合过几次的破旧不堪的小提琴。节俭的他就是舍不得买一把新的。也许是那钝刀割鸡般（人们常用这个词形容难听的二胡声）的噪音干扰了他老人家的清梦，也许是那把“二胡”实在寒碜，动了他的恻隐之心，他忽然就大发慈悲慷慨解囊，给我买了一把小县城龙川出产的十元钱一把的真正的二胡（十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尽管这把琴的声音像拉风箱一样难听，甚至连形制也不合规范。后见我琴艺有长进，老爸又在县城的旧物店给我买了一把价格18元的旧二胡。这是一把改良型二胡，琴筒是圆的，其正面那侧加了一个铝制的圆圈。

二

在讲阶级重出身的当时，我接触二胡伊始，就意识到它出身低微，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此后随着对二胡的进一步了解，初步验证了我的判断。

二胡又称“奚琴”“嵇琴”“胡琴”“南胡”等，其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源自西域。古之西域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大体指玉门关以西的辽阔土地。这里说的西域，具体指波斯；波斯出品的一种古乐器“卡曼恰”，就是二胡（和小提琴）的前身。另一说它源自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奚族，故其有奚琴之别称。我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后一种说法有爱面子的嫌疑，不愿承认作为我国重要的民族乐器二胡的老家，居然在别的国度伊朗。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二胡在隋唐年代传入中原，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为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所接纳，得到广泛的普及，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俗”字。如上所言，它出身低微，制作材料就地可取，价廉物美；制造工艺简单实用，手工就能操作，一般的木匠工具如斧凿铇锯钻等尽管够用。它用的是丝弦，没有一样配件需要现代工业技术来制造，与当时中国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相适应。

在文化方面，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强的亲和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以俗文化为主体，宫廷音乐等高雅音乐仅局限于皇室贵胄等范围。而二胡适应性广，易学易传，其俗文化的特点鲜明而突出。特别是它在审美意趣上与中国艺术有着很强的趋同性。就个体而言，它不是特别看重宏大磅礴的气势，而追求轻灵清雅的风格；它像中国画那样，不重写实而重写意；不刻意制造直击心灵的轰动震撼的效果，而追求丝丝入扣的意蕴的含蓄、韵味的悠长。此外，早期二胡演奏技艺粗糙随意，即兴发挥的成分居多，缺乏严谨的定音、定调、弓法、指法。所以它一经传入，便站稳了脚跟，四处扩展，流落城市农村，流入百姓的心田。

拍摄于1961年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有一个片段，说的是有贫苦父女俩去卖唱，小女儿唱小曲《手拿碟儿敲起来》，老父就拉着一把破二胡为她伴奏。这是一幅富有象征意味的画图，艺术地诠释了二胡的普及程度。它已流入千家万户，不仅游走卖唱者，连江湖卖艺、引车卖浆者之流，亦愿与之为伴、为娱。元明以降，中国戏曲出现之后，二胡介入各种戏曲的伴奏、领奏，因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计有京剧的京胡、豫剧的板胡、汉剧的头弦、广东音乐的高胡、潮州音乐的椰胡等，琳琅满目。

这只是二胡大众化迈出的一大步，高潮还在后头。我是“文革”的“彻底否定派”，但也不得不承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高层领导对于民乐的偏爱和推动，民族音乐尤其是二胡，在这一特殊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二胡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不少打着时代印记、脍炙人口的独奏曲如《北京有个金太阳》《喜送公粮》《喜看麦苗千重浪》《红旗渠水绕太行》《洪湖人民的心愿》《金珠玛米赞》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一首新曲出来，连音准、节奏都拉不准的二胡发烧友们，便奔走相告，互相传抄，不识不惊地拉起来。伴随着各种专业剧团的关闭，各种业余文艺队伍也如雨后春笋般（当时的常用形容词）出现。像我这样的“半桶水”二胡爱好者，也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二胡手挣闲工分。后来还因此特长被调入公社的第一小学任代课老师，同时在该校的文艺宣传队担任二胡伴奏和编剧，其间有幸参加了全专区中小学文艺调研。二胡的普及程度可见一斑。

俗文化如野草般疯长，挤逼雅文化的生存空间，如同玩跷跷板，伴随着俗文化的过度高扬，雅文化跌落神坛，电影拷贝被封存，专业剧团关门大吉，八亿人民八个戏，偌大的新华书店的书架，只有毛选和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呈现一派前所未有的凋敝萧条的景象。元气大伤，很长一段时间风光不再。

三

举凡艺术，一味地媚俗，以俗为美为荣，以至俗不可耐，而不愿吸纳同类艺术的精华和长处，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不思改进，最终难逃被边缘化、被淘汰的命运。二胡是绝顶聪明的，谙熟辩证法，拒绝走入纯俗化的死胡同，在坚持大众化的同时选择了另一条康庄大道——雅化和专业化。

我的青少年时代，物资极度匮乏，直至改革开放前夕，收音机、收录机、黑白电视都还是稀罕物，音乐尤其是高雅音乐的传播渠道十分有限。像我这样的穷小子，身处闭塞山区，高雅的二胡音响、音屏、音像完全接触不到，是地道的井底之蛙。二胡在我可怜的认知中，就是一个扎着两条羊角辫，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衫，虽有几分俊秀，却难掩其土气和笨拙、青涩稚嫩的小村姑，而不知道它是一位打扮入时、气质高雅、国色天香、风情万种的大美人。

大四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才使我初次领略了高雅二胡音乐的风采。那天傍晚，我在五楼宿舍走廊中漫步。听到隔了几间的邻近宿舍的同学的收录机里传来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我断定是有“二胡皇后”美誉的闵惠芬拉的。开头那几句苍凉的咏叹，瞬间摄住了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一个饱经沧桑、历尽磨难的长者，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在哀怨地倾诉着他的不幸遭遇和坎坷命运。我就这样痴痴地站在那里，凝然不动，直至收录机播完最后一个音符，仍然不愿离开。之后连续几个傍晚，均在走廊里徘徊，意欲邂逅这位“大美人”，却屡屡落空而怅然……

原以为这是自己少见多怪，对所爱乐器乐曲的偏爱，后来才知道，不少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都为高雅二胡的独特魅力所折服。世界著名指挥家、日本的小泽征尔，一次在中央音乐学院访问，听二胡演奏家姜建华演奏《二泉映月》，全程满含热泪，跪着倾听。听罢感慨地说，这样的乐曲，是应该跪着听的。乍闻不觉得什么，多少年后，我才真正领会了小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二泉映月》的确不同凡响。随着岁月的增长，我对它又有了新的理解。它不是一首令人肝肠寸断的悲歌。二胡曲中比它悲伤的曲子比比皆是。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苍凉、悲凉的情境，体现的是对沉淀后的悲苦的彷徨、迷惘、无奈和无助。全曲以中国式的咏叹的程式演进，一咏一叹，交替进行，忽而峰巅，忽而低谷，跌宕起伏，高潮迭起，最后在高潮中收尾，余韵绕梁。低音二胡那浑厚低回的咏叹，如同男儿泪，直击人的心灵最柔软处，引起强烈的震颤和共鸣。无怪乎它能征服中外听众，成为世界名曲。它是中国二胡音乐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创作演奏者竟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艺人华彦钧（1892-1950），艺名阿炳。阿炳一生命运坎坷。他父亲是道教雷尊殿的当家道士。他自幼跟着父亲学习道教音乐，练习二胡、琵琶等乐器，20岁一上便继承父业，成为道长。中年因染恶习，导致双目失明，只能以卖艺为生，穷困潦倒。《二泉映月》便是在他身处厄运时创作出来的，是他苦难人生的写照和体悟。这首世界名曲，差点就因为阿炳的早逝而消失，幸亏中央音乐学院的二位教授发现，抢救及时，才使它流传于世。阿炳还创作了不少二胡、琵琶独奏曲。他的名字与《二泉映月》融为一体，成为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在艺术的天空。

四

如果说以阿炳为代表的民间艺人对二胡在民间的传播立下丰功，那么，不少二胡专业人士就为二胡的改革创新，从而走上专业化、精品化的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刘天华（1895-1932）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刘天华祖籍江苏江阴，是“五四”时代优秀的民族器乐的作曲家、革新家。他对二胡的改造、改革几乎是全方位的，涉及二胡的形制（包括琴筒、琴杆、琴弦的发音区、琴弓等），琴弦的定音、把位，演奏的弓法、指法、特殊技法等方方面面，把二胡的标准化、规范化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二胡多在民间流传，存在着音域不宽、音色不美、演奏技巧单一、表现力差等诸多缺陷。经过刘天华等专业人士的革新改造，如同凤凰涅槃，当年的丑小鸭蜕变成如今的白天鹅。它不仅能对各种戏曲的伴奏（甚至跃升为伴奏器乐中的主奏）应付裕如，而且成为独奏乐器登上了大雅之堂，是民族乐器中的一朵奇葩。其声音酷似人声，表现力相当丰富，人的喜怒哀乐诸种情感，均可表现得淋漓尽致，被誉为最擅长演绎悲情的乐器。这类曲子特别多，如刘天华的《苦闷之讴》《悲歌》，黄海怀的《江河水》以及《兰花花叙事曲》《新婚别》中的有关片段等。我特别推崇著名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演奏的《兰花花叙事曲》，其情感表达最为细腻、充分，拉得丝丝入扣，如泣如诉，闻之肝肠寸断。情深处，琴声如柔丝，欲断还续，连哭腔都拉出来了。每每听到此，我便不能自已，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新婚別》表达别离的那一乐段，也把悲情演绎到极致。

演绎人间深情，也是二胡的强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有一段是描写男女之间相互依恋的深情的。小提琴清丽的声音与大提琴浑厚的声音交替出现，如影随形，恍如祝英台与梁山伯在呼唤应答，倾诉衷肠，表达了恋人之间的似海深情。二胡演奏家孙凰用二胡演奏的这首协奏曲，一点也不比小提琴逊色，反而更深情更扣人心弦。

二胡不仅能演绎悲情，也能表现欢乐欢快的情绪。黄海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二胡独奏曲《赛马》，陈耀新创作的《战马奔腾》，还有六七十年代的二胡独奏曲《喜送公粮》《奔驰在千里草原》《喜看麦苗千重浪》，其喜庆部分通过快弓、跳弓技巧的运用，使每一个音符都变成欢腾跳跃的精灵；其抒情部分，每一个乐段都成为舒畅甜美的歌吟，有很强的歌唱性。

随着二胡改革者和实践者不断地吸收借鉴小提琴的演奏技巧，二胡的演奏技巧也不断得到改进和提升。其演奏的速度和难度几乎可以与小提琴和钢琴比美。新派二胡演奏家不断改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用于二胡演奏。具有炫技性质的速度飞快的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对于新派二胡演奏家来说，早就不在话下；即便以炫耀速度见长的钢琴曲《野蜂飞舞》，每分钟达到200拍左右的速度极限，钢琴需用十指弹奏，而仅用四指触弦的他们，也能轻松把它踩在脚下。我看过孙凰演奏的《野蜂飞舞》的视频，完全为她娴熟的技巧和快捷如风的弓法指法所倾倒。国产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小提琴而言，其难度都高不可攀。以往二胡演奏此曲，通常用两把二胡，一把是高胡，演奏高音部分；一把是普通二胡，演奏中低音部分，好个孙凰，硬是用一把普通二胡原汁原味把它演奏下来，曲谱未做哪怕是一处细微的改动，而且演出效果比小提琴更有特色。

演奏技巧的提高带动了二胡曲的创作，一批更有内涵和深度的独奏曲、协奏曲脱颖而出，如著名二胡作曲家刘文金创作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气势磅礴的《长城随想曲》，以及关铭创作的《兰花花叙事曲》、张晓峰、朱晓谷的《新婚别》，吴厚元的《红梅随想曲》，均颇具代表性。

二胡的市场价值也随之凸显出来。上世纪末，二胡CD、DVD碟大流行，取代了沿用多时的录音带。我趁房子简单装修之机，不惜血本买了一套价格不菲的“山水牌”音响。有了音响，便像酒鬼过酒瘾，不问青红皂白，报复似地疯狂采购二胡碟。什么“发烧碟”“天碟”、黑胶碟，应有尽有，最后竟至“碟子等身”。有的仅仅用过一次，发现效果不佳就丢一旁；有的用不上，便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直至现在。

凭借着二胡改革创新的巨大成果，二胡一步步走出国门，走上世界，登上了世界音乐的最高殿堂。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厅，如奥地利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澳洲、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的歌剧院、音乐厅，都有它的身影。身着唐装、形态优雅的中国二胡大师宋飞、邓建栋、于红梅、高韶青他们，倾情演绎其绝伦的美妙，把一个个金发碧眼的老外们，弄得神魂颠倒，如醉如痴，一曲听罢，意犹未尽，不仅报以热烈的掌声，还啧啧称赞这来自东方神奇国度的神奇乐器的神奇。

五

有人轻视囯乐，鄙薄二胡，认为它是丑小鸭，是土得掉渣的乐器，下里巴人登不了大雅之堂，与西方同为弦乐的小提琴，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并且不屑地问，二胡能与、敢与小提琴相比吗？

我觉得，他们没能真正领略二胡的神韵和精髓。毫无疑问，小提琴发展的历史长，在标准化、规范化方面做得好，已臻完美，后发的二胡确实比不上。小提琴有四条弦，音域比二胡宽得多，高音区的声音比二胡更清晰明亮。但二胡也有其特色，尤其在音色方面，它酷似人声。我曾把二胡的音色概括为清亮（中音区）、浑厚（低音区）、饱满、圆润、娇美，娇美是其最大的特点。演奏技法上也有其所长，如揉弦有滚揉、压揉、滑揉等多种，也能借鉴小提琴的腕揉，特殊技巧有双弦法、大滑音、回转滑音、拨弹、击鼓皮等，因此更能细腻地表现人的多种情感情绪，还能模仿人和动物的声音，如《空山鸟语》《赛马》等。而最根本的是，二胡与小提琴不完全在同一个声区，二胡的两根弦的定音DA仅与小提琴中间的两根弦的定音相同。小提琴属于提琴类的高音乐器，二胡则属于二胡家族的中音乐器，故没有可比性，要比就同大提琴比。事实上，二胡也常常与大提琴联袂演出中西合璧的二重奏。这个时候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其音色一点也不亚于大提琴，甚至比之更清亮更饱满更娇美。

二胡敢于叫板西方弦乐而不落下风，自有其底气。它在向西方弦乐学习借鉴的时候，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吸收其精华的同时，始终保留自身特色，尤其是音质特色：对其发音板，即蒙琴筒的特殊材质蟒蛇皮，从不做任何材质的改换（也有人做过材质改换的试验，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是决定一种乐器的音色的关键因素；对决定二胡音色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制琴用的木材，一经选定后，也不作轻易改变，比如高档二胡几乎都用明清老红木和印度小叶紫檀木制作，从而使其保持了独特的音色美。在演奏技法上也实行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当今业已成型的二胡把位，是以食指控制“哆”“嗦”的二胡传统把位与小提琴的一音一把的完美结合，其中又以传统把位为主，一音一把为辅。

二胡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乐器。它集高雅与低俗、高贵与卑贱、高傲与卑微于一身，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从二胡所走的雅俗共赏的道路中，从二胡改革创新的试验中，我们或许能从中华文化的视角，悟出点有启迪意义的道理来。

（题图为胡广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