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本就贫困，1969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后，经济、身心、舆论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如霜雪压青苗般扑向母亲。为讨一家老小的生活，母亲更为艰难地跋涉着。

虽然我自小感悟着母亲的不易、母亲的辛劳，但直至1996年初把母亲接到县城，才顿然深知母亲已经进入了老年。自此，我实实在在地进入为母亲养老的行程。

那年，母亲六十二岁。多年的超越常人的操劳，极大地透支着母亲的身心健康。母亲多次对我们说，年轻时有先生给她写过“流年（预测寿命）”，她的寿命为六十有三。

母亲为我们的成长付出太多了！让母亲延年益寿是我们的极其重要的责任。为此，我设定了一个预期目标：让母亲活过八十岁。

我很是留意社会上的孝心孝行，也喜欢书刊上的孝行故事，并进行动因研究。研究发现，世间孝行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钱为父母买保姆、医疗等服务，一种是身体力行陪伴照顾父母。

以钱为父母买服务的，焦波先生算得上是个典型。焦波，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他的组照《俺爹俺娘》荣获首届国际民俗摄影比赛最高奖——“人类贡献奖”大奖。虽然，焦波先生的工作成就很是不凡，但是，他让我敬慕的是他更不凡的孝心。他自1974年起以拍摄照片方式留存父母的生活生命印迹并以此牵挂父母陪伴父母，他努力赚钱让父母就医无忧以延续生命。焦波先生的父母常说：“我们的命是儿子用钱买来的。”焦波先生曾表示：一个儿女要尽力赡养老人，在老人的吃穿用、就医上尽量给予保障。

身体力行陪伴照顾父母的，我熟知的黄氏五兄弟应该能作为凡人行孝的“标杆”。五兄弟中的老二在县招待所做经理。黄经理母亲年事高时身体状况却较好，因而自己要求单身一人居住。黄经理兄弟五人也尊重母亲的选择。然而，为了免却母亲的孤单，为了防范母亲发生意外，黄经理兄弟一直坚持每天至少一人前往母亲住处，为母亲做饭，陪母亲吃饭，跟母亲聊天，等等。

名人也好，凡人也罢，孝心孝行都难能可贵皆为楷模。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伏地躬行。我极其感恩母亲为家庭为儿女付出的超越常人的辛劳，因而十分敬重母亲。对于母亲的言行给予充分的理解，坚持信奉“父母无对错”，即使母亲有时有过错，也一概原谅、不追究。坚持恪守“父母不安，子女欠孝”，坚持践行“孝心衍发于细微行动”。

我在学校工作时，基本住在学校。虽然，那时母亲的年岁尚不大，但我一直关注着母亲，时间允许便回到家中，做做农活家务，看看家中或母亲个人有啥需求，力所能及地给母亲买点零食和保健品。

我们迁居县城后，母亲脱离了农活，生活也日渐安逸。随着年岁的增长，母亲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我也随之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母亲。

母亲住在一楼，每天为母亲烧好开水，夏天调风扇（不能使用空调）点蚊香，冬天灌暖水袋，热暖手器，便是我的日常事务。母亲去世前的六年多里，除在外用餐外，我一直为母亲盛好饭菜（母亲认为年老了，不愿上桌吃饭）。我知晓，我在家里，母亲便更安心，于是，忙好工作，我便回到家中。工作不紧时，我便在家多待一阵子。出差时，我极少在外住宿，只要可能，我都会赶回家里。古来有说，父母在，不远游。我则坚持，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父母在，我尽量不外出；父母在哪，儿女在哪。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除了让母亲洗自己的衣服以锻炼身体机能外，我们不让母亲做其他事情，哪怕洗碗、扫地之类。母亲住在一楼，我们住在楼上，为及时通联，我买来一个遥感门铃，按钮放在母亲床头，发音器放置我的枕边，让母亲有啥要求就按铃。一听到铃响，我便立马下楼。

为使母亲宽心，我素以浓浓的亲情与姐妹和各方亲戚和睦相处。亲情常在，矛盾自消。母亲是顾念亲情的，亲人不和，定当伤心。

除送母亲到医院就医外，平时，我常常学习一些健康尤其是老年健康知识，以进行家庭调理。2012年的某一天，突然发现母亲口齿反常不太流利，手脚不如以前灵活，我根据医学知识初步判断她为脑中风前兆。于是，征询医生后，给母亲服用防治脑中风的药，加以蛋白粉调理，状况迅速改善，几个月后症状消除，以后没有出现过。为解除母亲的一些小病小痛，我学习了一些民间中草药知识。母亲心血管有问题，我带母亲就诊后，长时间让医生开药。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我便在药盒或药瓶上显眼位置画圆圈做标记，服几粒便画几个圆圈，反复教母亲看标记服药。

2015年11月9日，母亲仙逝，享年81岁。于我，一声长叹，无尽悲伤！

在敬重母亲上，我坚持做到了几点：角度转换——你养我长大，我搀你到老；不跟母亲计较对错；精神上大限度地宽慰，物质上尽可能地满足；对母亲的事，再琐碎再繁杂，也耐心做好。然而，反思以往，我还是有着很多的欠缺。没有补救机会，只有悲伤心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