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尖兵/收集整理

1941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香港，数百名著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困留此地。党中央和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分别发来急电，指示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方。这一行动，史称“香港秘密大营救”。以梅县人陈炳传（陈启昌）为总经理的“侨兴行”在这一行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

开设商行，统战工作贯其中

说到“侨兴行”，不得不提及总经理陈炳传（又名：陈劲军、陈启昌）。他1908年出生于梅县畲坑（现畲江镇）江头村，是梅县早期中共地方组织及团组织创建人之一。1928年夏武装暴动失败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避走南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启昌在马来亚、新加坡等国推动华侨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初，他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在马共中央领导下，他负责全马华侨抗日后援总会工作，从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这些活动引起英属殖民政府的恐惧，1940年9月被侦缉并驱逐出境。经马来亚共产党介绍，抵达香港后与“八办”（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领导人廖承志取得联系，回到中国共产党怀抱，并在廖承志、连贯领导下开展工作。

廖承志在香港找陈启昌谈话：党组织要求他到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要求他改用幼年时名字陈炳传，重返南洋筹资，利用华侨身份回国开设商行，从事国统区统战工作。

陈炳传随即重返南洋，向亲友筹措资金。回国后于1941年2月在韶关曲江抗日西路（现复兴路）开设一间土产门店。不久便结识了黄琪翔、赵一肩等抗日爱国军政要员，为“侨兴行”开办创造条件。

同年7月，又在韶关曲江升平路（现中山路）开办了股份制“侨兴行”商店，温康兰任董事长、陈炳传任总经理、丘克辉任助理（后任副总经理）。温康兰、陈炳传代表侨资为公司大股东，其他股东大都是梅县籍华侨或港商。在老隆，陈炳传利用经济利益手段与国民党军统西南运输局检查站建立关系，确保“侨兴行”车辆行走在老隆、曲江一带不受检查。在梅县，陈炳传又利用师生关系，与早期中共党员、梅县县长李世安密切接触，并结交梅县工商界人士，联络地方乡绅。通过一年的努力，在东江、兴梅、粤北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侨兴行”重点经营由东江游击区运来的汽车轮胎和零件，以及药品、食盐、染料等。陈炳传负责到海陆丰沿海和东江纵队驻地采购货源，丘克辉留店或到湘、桂打理业务。经过公司同仁精心经营，“侨兴行”生意很快发展到衡阳、桂林、河源、老隆、兴梅等地，并在当地开设分行或商号。以这些商业机构作掩护，建立中共南方工委地下交通联络站，同时也成为团结华侨和开展国民党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的接待站。

香港沦陷后，中共南方工委及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开展营救工作。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廖承志、连贯等领导具体组织，东江纵队、数省地下党组织、我党依靠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侨兴行”“源吉行”“义孚行”，农工党的“东和行”等商行，都投入到“香港秘密大营救”行动中。我党利用“侨兴行”及各地分行(商号)，及自有车辆运输的有利条件，构筑起一道秘密交通线，成为各地党组织的联络站、转运站，发挥着其他商行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

老隆义昌，“难民”中转甚忙碌

在龙川县老隆河唇街（现沿江东路）的“义昌行”（侨兴行老隆办事处），紧挨着连贯坐镇指挥的福建会馆。陈炳传忙着接受连贯的指示，落实转移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到韶关、兴梅的路线、时间，又利用“侨兴行”建立的特殊关系，向国民党惠龙师管区司令部领到几百张“港九难民身份证”，送到游击区发放到“难民”手中；把转移来的“难民”，接到预定的旅馆里，然后一批批地送往各地疏散出去。从惠州经过老隆，掩护转移至韶关到湘、桂的有茅盾、张友渔、胡绳、胡风等数百人，掩护转移到兴梅、大埔至闽西南的有柳亚子、邹韬奋、陈汝棠等数十人。

《中共龙川县地方史》是这样评价“侨兴行”作用的:“老隆福建会馆旁有两间商行，‘义孚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这两处商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联络点，连贯常住这里。特别是‘侨兴行’，与国民党朝野官员、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很好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这为疏散护送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

“南委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指示连贯撤离老隆，疏散到东江游击区。陈炳传利用统战关系，掩护连贯安全撤离，同时还运送一批药品给东江游击队。

三

韶关侨兴，名人营救巧掩护

“侨兴行”在韶关曲江县城抗日西路的土产门店，成为接待安置转移地下党同志、文化名人的中转站。柳亚子、茅盾、张友渔、邓文钊等数百名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从韶关至衡阳，再转去桂林、重庆。

连贯后来回忆:“在粤北，除了我负责在老隆接应文化人外，乔冠华到韶关也建立了接应文化人的联络站。他那个联络站，是以‘侨兴行’为据点的。这个商行，是我们党在一年前，为了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同时也为游击队筹集资金和物资而设立的。该行的经理，就是前边讲到的陈炳传。”“在老隆我们依靠‘义孚行’，在韶关依靠‘侨兴行’，特别是‘侨兴行’生意大，车辆多，我们文化人从老隆到韶关的旅程，大多是靠‘侨兴行’的货车运载的。”

据陈炳传回忆:“廖承志同志到达曲江时曾一度在‘侨兴行’，化名周老板，亲自与曲江朋友谋划好由曲江到重庆、桂林等地的安全撤退部署。”

乔冠华与赵一肩、温康兰在留德期间已认识。1942年2月初，乔冠华抵韶关后，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以“侨兴行”为据点，建立起韶关联络站，具体负责接待从香港、东江疏散的同志，负责安排好他们向内地的转移工作。

四

畲坑作庐，韬公隐蔽近半年

香港沦陷后，经过东江纵队的营救，邹韬奋等人于1942年1月中旬到达东江游击区，4月下旬由惠州抵达老隆。

由于邹韬奋爱国抗日反独裁立场，国民党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派出特务侦缉，“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因此，如何帮助他逃离险境，成为大营救中一大难题。周恩来对邹韬奋的安全十分牵挂，专门致电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

4月中旬，邹韬奋滞留惠州。连贯通知陈炳传到老隆，严肃地说：掩护邹韬奋隐蔽的事情，情况已非常紧急。陈炳传经过认真考虑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主动请缨，向连贯提出把邹韬奋转移到梅县畲坑江头村他老家隐蔽。

为慎重起见，连贯又通过联络员郑展通知胡一声到老隆，商议邹就地隐蔽事宜。胡一声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我想来想去，觉得把韬奋送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最合适。陈启昌的父亲陈作民，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那时就曾保护过我和古柏等人。”

数日后，邹韬奋从惠州到老隆。连贯根据陈炳传的意见和胡一声的建议，又征求他的意见，最后决定将他转移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炳传家中隐蔽。连贯代表党组织交给陈炳传的任务:“公开隐蔽，严密防范，保证安全。”

随后，邹韬奋在郑展、陈炳传和胡一声的陪同下，乘“侨兴行”的货车，于4月28日顺利转移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炳传家隐蔽，一住就是近半年时间。

邹韬奋在江头村“作庐”隐蔽期间，陈炳传的父亲陈作民利用闲置的鸣岗楼，布置一个房间，供他日常阅读书报及写作。邹通过在桂林的民主人士张文(梅县人)的渠道，与夫人沈粹缜取得书信联系。生活充实，心情开朗。白天下雨就阅读书报或写作，晴天就跟随陈作民背着罗盘，以“寻龙找穴”为名，熟悉山形地势；晚上与村民在月夜下“山村夜谈”，与村民相处极为融洽；六月农忙争着到田间地头送凉茶水……

6月下旬，陈炳传到梅县政府找他的老师、县长李世安“摸行情”探问虚实，得知特务黑手已伸向梅县，陈炳传立即返回江头村，将情况告诉邹韬奋和陈作民，并一起研究对策。他们布置加强戒备，组织村青年抗日自卫队武装保卫，号召村民邻里提高警惕，严密注意进村的小贩和陌生人行踪。

9月上旬，胡一声接到乔冠华从韶关拍来的电报，叫他“即来谈生意”。郑展在《邹韬奋脱险记》中写道:“胡一声去后，乔冠华焦急地告诉他，国民党已得知韬奋在兴梅一带，并派出特务去搜捕。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指示，要立即设法把邹韬奋安全送到上海，然后转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并派来原生活书店（韬奋主办的书店）的干部冯舒之参与护送。”胡一声偕冯舒之回到梅县后，即与郑展、陈炳传一起商量护送邹韬奋的具体方案。

9月27日，邹韬奋告别江头村，在冯舒之和郑展、陈炳传、胡一声的陪护下，从畲坑起程，经兴宁至老隆，第二天安全抵达韶关。后在冯舒之和郑展陪护下，几经周折，甩开特务跟踪，登上火车到长沙，然后乘船至武汉再转上海，11月下旬从苏中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记载:“因国民党通缉邹韬奋，邹被护送到梅县江头村，隐蔽了半年多时间，后才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以邹韬奋安全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尾声，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历时11个月久的“香港秘密大营救”，以没有一个人牺牲、没有一个人被捕的奇迹，取得全面胜利，载入我党史册。

“香港秘密大营救”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重要的统一战线行动，为争取最广泛的爱国人士参加抗战和赢得最后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高度评价:“这次营救，及时保护了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进一步密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患难与共的关系，维护、加强抗日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秘密大营救》《连贯同志纪念文集》《陈启昌自传(手稿)》《乔冠华传》《韬奋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