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江概况
程江全河长度约94公里，流域面积约718平方公里，是梅江比较大的一级支流。它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丹溪乡天子嶂，出山后一路向南流经平远县西部，在石正镇潭头村进入梅县境内。河流在梅西镇丰田合溪与源自石坑箭竹顶的龙虎水汇合，流经大坪镇后在车陂汇合南口水，再经扶大镇和程江镇后在今梅州市老城南侧德龙桥下汇入梅江。据康熙《程乡县志》记载，程江之名是为纪念南齐时本地“以德化民”的乡贤程旼：“……后人思之，因名其都曰义化，乡曰程乡，水曰程源。”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朝廷将粤东山区脱离海阳县分置，为了纪念程旼而取县名为程乡，而流经县西在城南汇入梅溪的这条河流被称为程江。
程江流域地处赣南和粤东山区，隋唐时期当地人口稀少，社会和经济发展较迟。直至明、清以后大量客家人由闽西和赣南陆续迁入，程江沿岸山区的平坦地段才陆续开发。流域内广阔的山坡地森林茂密，草木繁盛，原始植被良好。加之岭南气候温和，春、夏、秋三季雨量充沛，程江的常年水量很大，据记载，明清时期程江由城南百花洲至上游龙虎圩和石正圩可通航载客运货的小木船。数百年后由于人口增加和社会发展，人们陆续在河流中、下游河道上多处筑陂、筑坝，引（蓄）水灌溉和发电，今日的程江水量已大幅减少，河道也变得狭小而稳定。
程江自源头崇山峻岭间穿行赣、粤两省，“逶迤曲折二百余里”左冲右撞奔涌出山，在程乡县长滩村突出重围后进入一片数十平方公里开阔的小平原，有人称之为程江平原。程江河水在这片平原上无拘无束地欢畅流淌十几里地（本文称之为尾段），最后在程乡县城西南面的树湖坪与梅溪合流而奔向下游汇入韩江流入大海。在千百年漫长的历史中，遇到山洪暴发时程江也会桀骜不驯，在这最后一段行程中横冲直撞而留下一些遗迹，至今仍可反映古代程江河道的变迁。
二、唐代及之前程江尾段的改道及其遗迹
据明代嘉靖版《程乡县志》中《程乡县舆地图》（见图一），读者可以看到图中的程江河道自西北向东南而来，由平远县流入的石正河及沿途汇入的石坑河、大坪河、南口车陂河等支流都有清晰的显示（扎田水错归周溪），最后在距离城郭较远的梅塘铺和渡江津之间汇入梅溪。由于古人绘制地图时还未遵循现代地理学中比例尺的规则，因而不能以此图为依据测定程江河口与城墙的距离。但从直观视觉上可以粗略判断程江河道并非靠近城郭流过南门，两江夹流形成的三角洲不是在后来离城墙数十步的百花洲，而是远在数里之外的梅塘铺附近。据此可以合理推断：程江尾段河道曾经在梅塘铺（今沟湖路）附近汇入梅溪。
又据康熙《程乡县志》中《水利》一节记载，县西七里的石坑都苦竹头（今程江镇古塘村一带）有大塘一口，名叫梅塘。明洪武八年（1375）本乡人陈才用（元代进士陈德兴之子）奉旨筑塘堤并疏浚塘面用以蓄水，灌田三百四十五石零。明代官府按田亩征税，田税粮额“石”可以反映对应的田亩面积，按《程乡县志》所载洪武年间的交税标准每亩五升计算，梅塘蓄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多达六千余亩，测算其湖水水面至少有一平方公里。《程乡县志》又记载梅塘附近还有另一处水泽叫蒿湖（蒿，本地话作gao），“周围二里，水深七尺，湖水南注梅溪”。据此推算蒿湖水面也有近五十亩。此外，据查民国初期中华书局印制的《梅县全图》，扶贵堡和大竹乡一带还有面积较大的溪湖、大塘、葵湖和长塘等水泽名称标注。这些都说明扶贵堡在历史上发生过大洪水冲刷而留下这些塘、湖遗迹。
20世纪70年代，笔者曾在梅县水利电力局工作过数年，参加过程江流域规划调查和程江尾段移河造田等工程，对程江梅西段和扶大、长滩、槐江、周塘、古塘、车上等村社的地形和水系情况略有所知。相信现在六十岁以上的本地人都有记忆，20世纪70年代之前程江尾段河道在铁炉潭有个很急的拐弯，广梅公路北侧凸起两三米高的河堤，堤内的河湾里有个深潭。下游河道是连续几个蛇形弯曲，流经周塘村的大水坝陂，最后在锭子桥和卢屋岗绕了两个大湾后进入渡江津段。1974年梅县当局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发动全县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和附近农民展开“程江移河造田”工程，数千人奋战一秋冬把这段蛇形河道裁弯取直。
笔者也参与了这个工程，并在工作之余接触了许多当地老人。问及“铁炉潭”是否因古代当地有炼铁炉而得名？据多位老人回忆，听老辈口传此地古代曾被洪水冲毁缺口，故地名叫“缺流潭”，至今仍有人这样称呼。也有老者传言：古代洪水冲毁河堤决口，堵口筑堤后官府曾铸一头鉎牛（鉎，客家话Sang，生铁）在堤上镇守，后来铁牛被洪水冲刷掉入潭中，有人呼为“铁牛潭”，久而久之因语音讹变而成“铁炉潭”。特别是现代使用文字标注之后，地名“铁炉潭”已成为定论。
笔者查阅过各种志书，均未发现史上梅塘堡或扶贵堡有铁矿山或炼铁炉的记载。1987年笔者有机会与程江乡窝里（属桃西村）的李秉贞先生谈及这个话题，他也证实小时候曾听过上述传说。秉贞先生是清末光绪年间生人，民国时曾在梅州中学教书，他的话可信度较高，故而笔者赞同“铁炉潭”是由口语“缺流潭”或“铁牛潭”演变而来的说法。梅县水电局的几位同事也赞同这个解释，大家议论若从程江水系变迁的科学角度分析，古代因上游发生特大山洪暴发，程江尾段流量剧增而在此地急弯处决口改道的可能性很大。决口后洪水势必会冲向地势较低的梅塘堡（今古塘坪）并一路往南边低地下泄，在蒿湖（今沟湖路）附近的梅塘铺汇入梅溪（见图二）。另外，笔者在校释康熙《程乡县志》时，发现明代梅塘堡有“新溪坝”“新溪角”和“老溪”等地名，证实当地确有新、老河道的遗迹，也可佐证程江尾段曾在梅塘堡发生改道的历史事件。
程江尾段改道后一路往南冲刷，形成了梅塘、蒿湖和溪湖等多处积水塘、湖。后来又由于自然因素河水回归故道，经历千百年岁月，这些遗留的塘、湖逐年淤塞，附近农民又不断填湖造田，水域范围逐渐缩小。明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下令全国裁军，各地驻军抽出八成人手就地实行屯田。据康熙《程乡县志》记载，洪武初程乡原有驻军四百五十余人，按照朝廷规定拨出三百五十余人下乡到石扇、梅塘和南口开垦种植，数十年间形成了“石扇屯”“梅塘屯”和“南口屯”等三个军屯（类似现代军垦农场），共开垦水田六千七百二十余亩，其中光在梅塘屯就开出水田三千四百五十九亩，说明程江改道产生的冲积地面积确实很大。明季朝廷将“军屯”改为“民屯”，许多屯军就地落籍，耕种屯田而成为农民。嘉靖年间梅塘屯改为梅塘堡，隶属石坑都。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梅塘的水面进一步缩小，至清末民初尚有小部分水域和低洼地，梅塘之名渐渐消失，梅塘堡改名扶贵堡。对于历史上的梅塘遗迹，人们则以“古塘”称之。1933年梅县国民政府平整这片洼地并修建了“古塘坪简易机场”，直至1970年笔者仍见到一条近三十米宽数百米长杂草丛生的“跑道”。而南边的蒿湖可能更早就因填土造田而消失，后来只剩下一个“沟湖”（谐音蒿gao湖）的地名。明、清两代官府都在梅塘设有官铺（传递公文的驿站）和渡口，被称为梅塘铺和梅塘渡。梅塘渡口对岸是水南堡沙垄村，人们也称渡口为梅塘渡，久而久之西岸的“梅塘”消失，清末民国后东岸的“梅塘渡”竟被作为村名“梅塘”一直叫到当代。
三、唐代至宋、元时期程江尾段改道及百花洲的形成
程江尾段在唐代之后又曾发生两次改道，不过这两次改道都已载入史册。据乾隆《嘉应州志》载：……闻当年程江从镇江寺后出会梅溪，二水合流波浪大作，其对岸名水浪口，至今犹存。镇江寺旧址在楣杆村（今秋云桥南岸），当年笔者在梅县水利电力局曾处理过“镇江寺电排站”的资料。这段记载说的是历史上程江曾由镇江寺后直下汇入梅溪，每逢春夏间上游有暴雨时，程、梅两河洪峰叠加，巨浪直冲对岸的南厢晏公村（今沿江西路丽江花园一带），有时甚至溢过河岸而淹浸民居和农田，乡人把此地叫作“水浪口”，至今仍旧（因客家话语音讹变被说成“狮欸浪口”）。据此可以确定当时的程江河口就在“水浪口”对岸，考虑到梅溪洪水的推动下水浪下移，则程江河口的位置应在今嘉应大桥西岸桥头，存续年代应在宋代庆元（1195）之前。又据康熙《程乡县志》载，宋代庆元年间（1200前后）梅州知州刘焕主持在城南之西百花洲造桥，“舆梁十二间，因洲而名”就叫“百花桥”。百花桥横跨程江，它的几个石砌桥墩经历七百余年风雨，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然存在。笔者少年时期曾在程江南岸的梅县松香厂一带玩耍，亲眼见过遗存的几个桥墩屹立在不远处的一片荒滩之中，后来因垦荒造田而被人拆毁，它的遗址就在旧时的乌蓼沙（现金利来大桥附近）。根据这两处记载，可以确认程江尾段在唐代之后最少曾发生两次改道，第一次的路径自镇江寺往南直下，在“水浪口”对岸即今嘉应大桥西端处汇入梅溪。第二次改道发生在宋代庆元之前，程江尾段河道往北移徙了数百米，在乌蓼沙（今德龙大桥附近）汇入梅溪（见图三）。
图三所示的宋代程江尾段河道（中间一条）存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到元代再次发生改道。据乾隆《嘉应州志》引用旧志的记载：元元统间（1333之后）水溢，溃百花洲，程江徙近城址。程江再次因大洪水而改道，河道往北移徙后更加接近城址。据康熙《程乡县志》记载，明代民间风水师和地方官员都认为程江河道直冲城腰，会对县治风水及城墙造成危害。嘉靖二十五年（1546），程乡知县黄进（江西人）主持在河口上游镇江寺附近筑起一座拦河水陂，想让程江河水恢复宋代故道。可惜水陂被次年的洪水冲毁，河流依旧沿靠城的河道出口，最终功败垂成。由于河口北移，百花桥下的老河道逐年淤塞干涸，变成一片杂草丛生的荒滩。百花桥面的木梁则年久腐烂，最后只剩下几个石桥墩。而新河道北岸的地层多为细沙土质，洪水冲刷之下极易崩塌。此后三百多年这段河道逐年向北缓慢移徙，到乾隆元年（1736）北岸已逼近城外西厢的民居。据州志记载，乾隆九年（1744）夏季，程江尾段北岸被洪水冲刷而多处崩塌，数十间民房和店铺被洪水冲走。嘉应州知州王者辅主持向民间筹款，于次年秋冬开展筑坝护岸工程，在北岸河口大榕角（现金利来大街东端北侧）及上游河道修筑了六段护岸。这个护岸工程可算成功，从此程江河口位置基本上稳定了两百多年未变。
程江尾段自唐宋以来的多次改道形成了河口的一片滩地，每年汛期洪水暴涨时新老河道都在行洪，中间夹着一片三角形陆地，现代地理学称为“三角洲”。据说古代由于这片河滩上曾有多种野花盛开，因此被人雅称为“百花洲”。岭南师范学院张应斌教授撰文认为，百花洲之名起自宋代，笔者也赞同这个判断。但读者应该留意，这个三角洲的位置也会随着河道北移而迁徙，宋代人诗文中的百花洲位置靠南，可能在今天德龙大桥以南的乌蓼沙一带。由于河道逐年北移，百花洲尾也逐年靠近州城，据说民间有“百花洲尾齐州前，此地出状元”的戏称，后人则传为是先哲的“谶语”（预言）。而清代以来人们所指的百花洲是主河道北移数百米后的三角洲，范围已缩小到当时程江河口南岸的一小块陆地，位置大致在今南门文化广场一带。据乾隆《嘉应州志》载：百花洲……城南六十步……周回四百步，介梅溪、程江二水之间。按清制一步为五尺折算，百花洲距南门城墙仅三十余丈，面积大约仅有160亩而已。这个状况一直保持了近两百年，据本地学者记载，清中期至民国以来百花洲及附近两江沿岸均为民船泊岸之地，许多梅县、兴宁、长乐及潮汕地区的客货运船只均在此停泊。沿河两岸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白天码头及船上客人来往、货物装卸，入夜则花艇灯红酒绿、笙歌不歇。百花洲之名多见于本地文人的诗文作品中，有人甚至将百花洲风景“花洲远眺”誉为嘉应州八景之一。
四、现代程江河道的定型和百花洲消失
20世纪30年代，程江尾段河道基本稳定在清末的位置，自渡江津流经镇江寺后面，再沿瓜园下向东稍偏北流过树湖坪，在下南门码头汇入梅江。1930年，时任梅县县长彭精一主持拆去古城墙扩建街道，随后又在东城外梅溪宫前建造梅江桥，至1934年建成通车。本县士绅黄玉屏、彭鄂余等趁势倡议筹款建造程江桥，大约于1938年建成通车。程江桥北起水涵头（引桥在今辅庭路南端与十甲尾路东端连接处），跨程江后连接南岸的梅荷公路，从而沟通了梅城至荷泗等地的交通。上游不远处的渡江津桥也随后建成，程江尾段南北两岸的陆上交通状况大为改善。而水路航运则逐年萎缩，到20世纪50年代，程江基本上无船只通行，而梅江河上来往兴宁、五华及潮汕地区的木船和小火轮改在水打伯公（今江边路）码头停泊，南门及百花洲昔日的繁华景象消失。
这时的百花洲仍是一片无法耕种的荒地，几乎每年春夏汛期都会发生洪水漫浸冲刷，水退后一片沙洲，秋冬两季则长满蒿草。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笔者还亲眼见到几个石砌的桥墩突兀竖立在那片荒滩上，桥墩下面是一些半干涸的洪水冲刷坑和大片裸露的沙洲，夕阳下水沟里的死水泛映出大片铁锈色的光芒，可能那就是古人记载的“五色水”吧？后来梅县人民政府在程江桥南岸东侧兴建了一间松香厂，西侧是一间玻璃厂，前面不远处是活牛交易市场（牛岗圩），下游右岸百花洲尾又兴建了一间造船厂。站在南门码头的台阶上望去，王者辅时代的大榕树仍然干老枝虬地屹立在程江河口北岸，一支硕大的树杈如苍龙般横斜穿越程江水面，对岸的造船厂不时传来阵阵“叮叮咚咚”敲击船板的声音。稍远处的百花洲陆地依然杂草丛生，60年代初期，西郊公社的社员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逐步将沙坝地开垦，种植潮州柑等作物，百花桥桥墩可能就在那时被拆去。沿河岸边则堆土筑堤，又种上一排排竹子构筑防洪工事。在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百花洲全部土地都被复垦耕种，沿河堤围和竹林也已成为一道防洪屏障。80年代初期政府规划修筑了梅城近郊范围内的梅江和程江堤围，成功捍卫了堤内数百亩土地的耕种和作物收成。程江尾段河道和岸基更加稳定，除了瓜园下一带的低洼地段汛期仍然会漫水淹浸数日之外，其余河段的洪患基本消除。
进入20世纪80年代，配合梅州城市建设规划，1988年政府支持商家实施程江人工改道和城市建设综合工程。程江河道从镇江寺段起往南移徙，基本上恢复宋代河道走向，在原百花桥附近汇入梅江。民国时期建造的程江桥被拆除，将程江旧河道的土地新建金利来大街和两旁商铺。新河道两旁河岸则用混凝土砌石构筑，可谓是一劳永逸。程江河口则由印尼华人熊德龙先生捐资建造“德龙大桥”一座，政府又规划新建一条由南门经百花洲至乌蓼沙梅江沿岸的沿江金岸大道，与城区交通融为一体。梅荷路与梅瑶路连通后通过新建跨程江的“新程江桥”（今仍存，后又加建一座金利来大桥），基本上沿着原路径往南，将梅荷公路扩建成通往梅县新城和荷泗、水车及五华等地的大道。至此，程江尾段河道终于定型，今后几乎不会再发生自然移徙现象。百花洲地貌已全面改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复垦的农田上建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除了几个住宅小区和路名还带有“百花”字眼外，“洲”的地理概念已完全消失。
结语
经历千余年沧海桑田的变迁，程江尾段河道已进入稳定安全的时代，它的变迁历史和仅存的几处遗迹也逐渐被人遗忘。由于20世纪80年代梅州市政府在江南新建了一座“百花洲影剧院”，继而有人开设了“百花洲市场”，久而久之当代梅州人都以为“百花洲”就在梅江二路一带，而历史上流传千年的程江河口“百花洲”则少人知晓。回忆1984年百花洲影剧院落成启用时，梅城群众争相买票进去观剧（影），一时全城轰动。据闻后来该影剧院工程还获得建筑行业优秀设计奖。影剧院设计者侯歆芳工程师与笔者相熟，某日相见时问他：为何江南的影剧院却以程江河口的百花洲冠名？侯工笑辩曰：非也！时下文艺界奉行“百花齐放”方针，中国电影最高奖项亦名“百花”，有关领导认为影剧院乃体现文艺百花齐放之地，故而名之，并非为旧时程江河口之百花洲别开生面也。然而众口铄金，恐后人只知李鬼而不知李逵矣！笔者认为，有关部门若能将南门文化广场更名为“百花洲遗址公园”并刻石标示，让后人记得这段河川变迁历史及其优雅的文化内涵，岂不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