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谨洲

1971年，我在五华县委写作组当组员的时候，已经认识周耀章。他是梅县地区直属机关“一支笔”，不少文章需要他把关。有一次，我代五华县一个公社革委会主任写了一篇“讲用稿”，带到梅城集中改稿，把关人以为离“讲用”时间还很长，叫我改来改去，无法过关。我不得不找到总把关人周耀章，请他审稿。出乎我的意料，周耀章将讲用稿看了又看，笑了笑说：“善于收集新闻素材，是你们写作组的人的强项。这篇讲用稿就透露出这种信息，由我签发吧。”当时，和我一起参加改稿的人互称“战友”，说是“文场”如“战场”，没有几番摸爬滚打、“刺刀见红”，文章休想顺利通过。有一个“战友”私下对我说：“能在‘拗主任’手里过了审稿关，难得。”“拗主任”之称，是借用王安石典故。《康熙字典》载：“《朱子语类》：王临川（王安石）天资亦有拗强处。李绰《秦中岁时记》：初冬，纳文书，却谓之选门闭。四月，选事毕，却谓之选门开。选人名在令史前，谓之某家百姓。状在判后，又却须黏在判前。因名四拗。”按理说，被人称为“拗主任”，一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我还是担心“拗主任”反悔，因此，一回到五华县，我便将这篇讲用稿重抄一份寄给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不久，这篇讲用稿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总算向这个公社革委会主任交了差。

1971年冬，我由五华县调到梅城，参与筹办《梅江报》，由此，给我增加了与周耀章接触的机会。在20世纪70年代，周耀章住在梅城梅南街，《梅江报》办公楼、《梅江报》筹办小组成员程贤章的住家也在梅南街，有了地利，程贤章经常叫我一起到周耀章家里谈天说地。虽然是谈天说地，但周耀章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随便改变自己的观点，有时近于固执，难怪被人起了“拗主任”的绰号。有一次，周耀章和程贤章不约而同地谈到“买尿”的往事。周耀章和程贤章曾经一起参加梅县地区党校举办的学习班学习，有时会两人一同推着一辆大板车从党校来到梅南街为党校买尿。那个时期，“有尿卖么”成了梅城的独特的一道风景线，梅城吃公粮的一些小家庭造尿业很兴旺。有一次，一个农民进城，问小孩：“有尿卖么？”小孩反应敏捷，说：“阿婆还没有做好。”那时家庭小作坊造尿，是将干燥的稻秆和干燥的烟骨塞进灌满清水的瓮里浸泡几天，再加些许人尿，黄澄澄的人尿就造出来了。有的农民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当有人卖尿时，即将手指插进尿里，再把手指放进嘴里吸吮，说：“你的尿，水多尿少。”于是，买方、卖方讨价还价，以最低的价格成交。其实，买方是用一个手指蘸尿，用另一个手指吸吮，因此骗过卖方。当他们将“买尿”的故事讲完，我问周耀章：“你买过人造尿么？”周耀章说：“不清楚，要问程婆。”程婆，是程贤章的母亲。程贤章说：“不会假。是程婆会同邻居卖给我们的。”我问：“多少钱一担？”程贤章说：“一角钱到两角钱不等。”

《梅江报》创办之初，不少干部、群众都对《梅江报》感到很陌生。有一次，程贤章问梅县地委的一个副书记，《梅江报》属何种级别。这个副书记说：“《梅江报》是‘皮肤科’，属科级。”程贤章说：“《梅江报》是梅县地委机关报，梅县地委是《梅江报》的主办单位，怎么能说是‘皮肤科’？”关于《梅江报》的级别问题，在一次程贤章和我到周耀章家里做客的时候，程贤章问周耀章：“你是宣传办主任，对《梅江报》筹办一事你一清二楚。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周耀章问：“什么是真不懂，什么是假不懂？”程贤章说：“你们把《梅江报》领导人的行政职务称‘主编’‘副主编’，为什么不称‘总编’‘副总编’？”周耀章说：“‘主编’‘副主编’分别是正处级、副处级，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称‘总编’‘副总编’才是对的？是我不懂，还是你不懂？”我看他们争论得不亦乐乎，于是，插话问周耀章：“你看过广东汉剧《十五贯》吗？”周耀章说：“看过。”我说：“你很像剧中的一个角色。”周耀章问：“哪个角色？”我说：“过于执。”周耀章说：“你看像就像，无所谓。有朝一日，你给我写报告的时候，不要称呼我‘过于执’主任就行了。”俗话说，“暂时成古时”，直到1984年5月10日，《梅江报》主编、副主编才更名为总编辑、副总编辑。

周耀章有时算得上“过于执”，有时倒不算“过于执”。有一次，蕉岭县新闻秘书戴帆托人捎来5斤茶叶，信中开了1份清单：“程1斤、张1斤、黄1斤、杨1斤；猪也1斤。”程、张、黄、杨，都是《梅江报》编辑部的人，这些人在梅城都没有养猪，纵使养猪，也没有用茶叶喂猪的道理。四个人猜了半天，都没有猜出所以然，还是程贤章猜得准确，说 “猪”是“周”的笔误，“猪1斤”，就是“周1斤”。我们将“周1斤”送给周耀章，程贤章两次提醒：“猪也1斤。”周耀章说：“‘马大哈’是戴帆的习惯动作。‘猪’也好，‘周’也好，有茶叶就好。”周耀章问：“多少钱1斤？”程贤章说：“优惠价，1块钱。我帮你代付了。”

梅县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很喜欢周耀章这支笔，把一些重要会议编简报的审稿任务交给周耀章完成。1973年4月17日至23日，共青团梅县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梅县召开。大会期间出版的铅印《大会简报》，由周耀章审大样、签字付印，我当责任编辑，杨依现（《梅江报》编辑）当责任校对。有1期的《大会简报》出了大样，我问杨依现：“你敢保证没有差错了吗？”杨依现举起右手，像宣誓一般，说：“我敢保证！如有差错，取我项上人头！”我按我的修改稿再复查一次，仍然有两处没有纠正。在旁的周耀章说：“‘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我知道周耀章是借用石达开的联语提醒杨依现。我说：“周主任，快快收起你手中的剃头刀，我们这等小民怕吓。校对是门大学问，改过来就是了。”周耀章说：“不怕千人看，就怕一人识。办《简报》就我们三个人，不要给读者留下遗憾。”等杨依现纠了错，周耀章签了“付印”，我才松了一口气。为了安慰杨依现，周耀章说：“我这个人性格太直，容易得罪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一直想将这种急躁的‘纸炮’性格改变过来，然而收效甚微。请你不要见怪。”

我见周耀章最后一面的时间，是在一天早晨。这天早晨我散步遇到晨练的周耀章，我问他：“听说你要到五华当县委书记，属实吗？”周耀章说：“警报已经解除。”不久，传出周耀章到广州任职的消息。

后来，我在熟悉他的人的口中得知他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和周耀章没有在哪个单位共过事。我们的交往，是在经办一些寻常的事情中进行的。我对这个既没有深交、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领导，无法从“为官”两字上对他作出评价，只能从他“为人”的角度上，品评一句：“性情中人周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