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柳金

过去十几年，一直生活在珠三角某座工业城市，自然创作多为都市题材。城市，是一个强大的生活场和信息场，根系一样渗透进大脑思维，而一旦生活场发生改变，信息场与思维的有效对接却是可疑的。因此，我来到梅州这个山多地广的客家聚居地，虽是回归故土，但思维的变频却让人陷于阵痛。因为梅州的城市概念，其形态与我之前生活的城市是不一样的，此地可能更接近于自然生态或乡土田园。这种信息场的转换，让我的思维触角遭遇滑铁卢，走出惯性思维定式向新的题材领域探索，成为对创作的极大考验。

创作《彼岸岛》，是我反复挣扎后的冒险尝试。

我无意去凑宏大叙事的热闹，也不想重蹈一些本土客家题材小说陈旧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的覆辙。我要表达的是一种立得住而有感染力的客家精神，绝对不是借助塑造某个高大全而扁平化的客家男人或客家母亲，带出一群若即若离的人物，貌似热闹却胡编瞎扯地讲述一个庸常故事，从而先入为主地促成所谓精神契合的目的。我要规避的正是这种套路和桎梏，但寻找有生命力的故事却不得，成为久久困扰我的疑结。直到偶然前往离梅州城区四五十公里远的松口古镇，站在移民广场、火船码头和元魁塔上，一种强大的信息场直逼脑门。这个明末后客家人下南洋的首站之地，曾发生了多少撕心裂肺的故事。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不需要真实版的硬核故事，只需一个能叩开想象之门的场景。正是这个赐予我灵感的古镇，成为了《彼岸岛》中颍川村的生发地。于是通过大量阅读、采访和田野调查、反复求教等方式，有意识捕获与下南洋、松口古镇相关的历史资料、掌故轶事，这些累积进入并充盈了我的知识储备库，使与讲述故事发生关联的时间脉络和精神肌理逐渐清晰。在不断的发酵与推演中，颍川村所承载的生活场和信息场变得愈加强大，从而演绎了一出“民国版下南洋”。

似乎一不小心又赶了“宏大叙事”的趟儿。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三大移民现象，足证动荡时期国人挣脱残酷现实寻求新世界的精神朝拜。“下南洋”跨越国界，时空漫长，广府人、潮汕人、闽南人前赴后继，客家人也属其中主力，这无疑是一部反映客家人追寻“梦和远方”的血泪史。我不想采用宏大叙事手法，动辄几百上千年的时间跨度，设置横扫千军万马飞越险隘雄关的大场景，一开篇便以气势唬住读者。这往往是故事高手惯用的撒手锏，非我所擅长，小说需要借故事的核，去开掘世道人心和人性深度，从而达成价值体系与精神维度上的构建。使用一种雅俗共赏的表达方式，在传统叙事和现代叙事之间找到平衡点，吸引读者把故事看下去，将客家元素不露痕迹地融入故事情节与小说细节中，穿过漫溢的烟火气看见活着的众生，在颇具民间风味的生活图景中凸显人性、烛照精神。我想，这便是我要呈现的小说主旨。

重返民国历史与呈现异域生活，成为挑战创作的两大困局。

在大量的文献史料中回望历史，是通向远去岁月的隐秘之门。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必然不能背离历史，否则将掉进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完全失信于读者。历史和地方史知识于我，实在匮乏，幸得诸位文学师友和梅州本土文史专家的提点，让我拨开岁月深处的层层迷雾，窥见民国期间深埋本土的骊珠，委实有穿越时空之感。在当下去书写时隔近百年的人事，对一些关键点如若不去作严谨的探究和考证，多半会写成一部穿越剧。比如小说中提及的本土传统面食红味面，如今的梅州已极少有人会做，但其历史渊源却很久远。红味面在小说中的出现与故事时间（1929年至1945年）是不冲突的。之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一种面食，在文中使用的是红味面的嫡传弟子“腌面”，而腌面出现的时间与故事时间对不上。但百度显示的信息却堂而皇之地说腌面在梅州历史悠久，据文史专家考证也是一种谬误。

至于印尼这个千岛之国，于我而言完全陌生。之所以选择印尼作为异域叙述背景，源于采访时接触到的多为印尼归侨或印尼故事（当然也涉及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遗憾的是，近百年前的印尼，年纪再大的采访对象也知之甚少，对其人情世态、经济结构和社会差序几乎无从得知。受制于疫情，原本赴印尼的采风计划也只能搁浅。只得网购《华侨史》《华侨史概要》《东南亚华侨史》《印尼华侨史》之类的史料详尽查阅，并多方采访华侨研究专家，对百年前印尼这个模糊的异域渐次有了感性认识。我不是要浓墨重彩地去写彼时的印尼，所有的有效信息和零碎资讯都是为故事情节服务的。人物关系和故事走向处于一种小说逻辑状态时，可通过技巧避其锋芒，也可借助想象抵达未知领域的合理制衡。于是，创作中不断地碰壁和跳脱，有如徒步深山老林，悬疑重重，总会蹿出性情各异的飞禽野兽，或步入险象环生的绝境。要去征服外部世界，必须凭藉某种内在力量，这大概就是大胆而合理的想象了。想起《树上的男爵》中的柯希莫爬上树游离地面生活，构造了一个属于他的理想国。这种凡人看来不可理喻的诗意栖居，达成了一种生活逻辑和小说逻辑上的平衡。卡尔维诺正是以其超凡的想象实现了与现实的对抗，彰显出浪漫的骑士精神。

我还想说的是《彼岸岛》尝试的语言形态，也算冒险。与之前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语言完全迥异。一部长篇，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能否吸引读者看进去，这是关键点。故事再精彩，语言要是没有特质，过于从众或偏于腐旧，很难激发阅读期待。我摒弃了过去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民间口语与书面语中找到一个契合点。语言基调力求与所书写的民国时期这一时间点和来自民间的小人物这个特点相吻合，既要体现民国风、民间化，传统而典雅，闲逸而洒脱，却又凸显现代性。很认同汪曾祺先生的观点：“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不同的内容和题材，语言选择需有变化，找到一种适配的语言风格，才是抵达小说精神本质的最佳通道。

这是我的首部长篇小说，不敢大言不惭说如何如何，保持足够清醒和文学判断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素质。作为创作逆旅上的一次历练，深感不是单项格斗，而是综合考验。在满负荷中负重前行，只要遵从心灵方向和精神指引，遥远的彼岸终究不过是一个岛，总能遇见春暖花开。欣慰的是，我登上了这座岛，而岛上的世界，仍然与我的期待有很大差距。

如若没有回到梅州这片土地，是不太可能完成这部小说的。只有真正融入这片秀美山水中，去体悟和实证梅州客家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史迹、民俗风情，走出呈现与复述的浅层次书写，往心灵和精神的更深层掘进，才能写出客家人与众不同的精气神，写出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大潮中客家人的责任与担当。我觉得身为客家人，在客家书写上不能缺席。城市题材也好，客家题材也罢，都离不开写人，这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以人性书写照见时代、照见心灵、照见精神。客家题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创作中我力求在客家资源、地方特点和社会差异化之间寻求精神内核，去梳理、解剖人的精神诉求、价值向度与时代大网之间的内在联系，用本土话语方式表达客家文学的地方性与宽泛性，并试图作触及灵魂的深刻表现。

时代繁复多姿，一个地方的文学也应该是开放多元的。不少本土作家往往用传统思维与守旧眼光去作定势审视，极易掉进模式化和脸谱化的表达怪圈。比如写客家母亲，必定是勤劳、俭朴、持家、宽容等普世价值的代名词，很少会剑走偏锋或独辟蹊径，让客家母亲这一人物形象还原成真实的人。把英雄人物拉下神坛，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去作有温度、有呼吸的表达，这是新时代革命题材文学迈出的重要一步。而客家文学，是否也要打破这种陈规旧矩，去同质化表达是文学创新的一记醒板。一开笔便奠定了普世价值和道德追问的主基调，思想怎能不遭到绑架，也就与精神构建形成疏离，严酷地挤压了文学表达空间。

之所以不合时宜地抛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警醒自己。写作从来都是在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批评中锻打成器的，敢于从惯性思维中挣脱出来，去作一次汤姆·索亚式的冒险之旅，也许会看到意外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