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樱

这个老家,实际上是我的祖屋——有个诗意的名字，叫“大树下”，是附近黄姓族人早期聚居地。这么多年来，很难再看到祖屋附近那样又高又密的竹林，连绵不绝，从屋后开始一直蔓延，青翠地铺到池塘边、马路上，遮盖到别人家的院子里。

我出生前，爸妈已从“大树下”迁出来，在离祖屋数公里外建房自住，所以我没有成长在那里。但小的时候，我还是时常跟着妈妈回去，因为祖屋里住着一位孤寡老人——毛姑婆，她腿有残疾，没有结婚，也没有劳动力，村里分了祖屋一个房间供她居住。

我奶奶和毛姑婆感情颇好，旧时忙生产，毛姑婆就帮忙照看小孩，我爸爸也曾寄养在祖屋一段时间。后来她老了，爸妈记挂她的恩情，隔段时间就会过来，带来她叮嘱的所需之物，都是些零碎杂散的东西，顺便买些未提及的物品和吃食给她。

印象中，她总是搬条长长的板凳，放在祖屋门口的台阶上，背靠屋子面向池塘静静坐着。我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远远看到祖屋的同时，便能看到她的身影。

看到我们，毛姑婆远远招一下手，扶着板凳站起来迎我们。到了门口，接过妈妈手中的东西，她便蹒跚着挪回房间，用竹竿从房梁上取下一个提篮，里面是养鸡攒下的鸡蛋。鸡蛋浑圆干净，整齐码放在竹篮里，留下几个自己吃的，其余都给我们带回家，随即又在昏暗的抽屉摸索一番，给我拿几块糖果和饼干。

毛姑婆的爸妈早年下了南洋，因为腿部残疾，她自幼被留在家中，从此孑然一身。身在泰国的家人几乎没再回来，在外过得也很拮据，只能偶尔给她寄点小钱或东西，所以她塞给我的糖果饼干，时常印着外国文字和图案，让我觉得新奇不已。

数次听爸爸说毛姑婆年轻时脾气暴烈，轻则叱骂重则上手打人。但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坐着远望发呆，或是在祖屋里慢腾腾地挪动，从未见她发过火。

她去世后，妈妈帮忙办理手续，我看到户口本姓名一栏写着“云招”二字，才知道毛姑婆原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但就这样寂静地走完了一生。

大姑一家，也在祖屋旁居住多年，我从小喜欢去大姑家，她一直很疼我。有次在祖屋门口玩，家里的大公鸡突然张开翅膀凶狠追啄我，我哭着扑向大姑。大姑转眼就把公鸡宰了，我也跟着美美吃了一顿鸡肉。

大姑有两女一儿，年纪都比我大不少，但总带我到处玩。我们在祖屋背后的竹林穿梭，摘不知名的野果吃，竹林深处还有一条铁路，是专门运煤的。每当听到远处传来“呜呜”的声音，我们就奔着过去看火车，有时候会准备一些铁钉，提前放在铁轨上，听说车轮如能准确轧过铁钉，就会得到一把“利剑”，但没人成功过。

玩累了，特别是夏天，爬上大姑房间的竹床，竹床又大又宽，已经被磨得光滑锃亮，躺在上面沁凉舒适，兄弟姐妹在上面打闹，等待着开饭。大姑厨艺好，而人多热闹，饭菜的滋味就更好了，你一筷我一勺，汤汁都不浪费拌了饭，吃个肚儿溜圆，又开始玩耍。

和大姑同住一个老屋的，还有伯公一家，伯公是当时出名的“妻管严”，伯婆说上，他绝不往下。伯公确实是个好性情的人，就喜欢卷点烟丝抽抽，但这个唯一的爱好都受到伯婆的严格管控。

那时大家都种菜，自己吃不完，剩余的就拿到附近市场卖掉补贴家用。小时候爸爸也要去卖毛姑婆种的菜，但年纪较小，便时常和伯公搭档，两人挑着箩担一起步行去市场。

爸爸说他的菜总是卖得很快，没到晌午便可收摊回家，而伯公总是不紧不慢跟别人磨价钱。出发前伯婆已经称好菜的重量，按市场价算出大概价钱，因而伯公交差的收入绝不能出入太大，只有卖出了好价，才能从中“抽水”得一点烟钱。

伯公是个寡言又和蔼的老人，但在我印象中伯婆也不“凶”，见到我总是笑眯眯，还会拿东西给我吃。可能因为家贫，老公软懦，再加上养育子女众多，伯婆只能扮演凶悍的角色。

爸爸还曾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住祖屋附近的叔公，主人公是叔公的爸爸。因为家贫，叔公三十好几还娶不上老婆，他的爸爸急坏了，牙一咬，找香港的远亲办了签证，到香港找钱给儿子娶老婆去。

五六十岁的人了，能找到什么像样又挣钱的工作，几经波折，终于发现一条门路。那个年代的香港，仍有很多步梯房，于是他成了特殊的“搬运工”，将逝者搬抬下楼，以此换取较高的报酬。他日日风餐露宿，顿顿捡餐厅的残羹剩饭果腹，就这样攒了几百元，给儿子娶上了老婆，喜事不久后他便在香港去世，令人唏嘘。

随着大姑的搬出，毛姑婆的离世，我便越来越少回祖屋。刚开始，是觉得无聊不愿意回了，再大些，是祖屋附近人家也少了，到了近几年，心态有了转变，时常想回去看看，但作为出嫁的女儿，连年三十的祭祖都没能再去。

但不知怎么的，每当听到祖屋里的人和事，我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仿佛冥冥中就有牵连，或许这就是“根”。现在我还是会梦见那片竹林，梦里更是无边无际的青翠，那辆运煤车依旧呜啸着，从浓密的竹林深处穿行而出，继而在梦境边缘渐行渐远，直至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