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谨洲

题记：某君当过副县长。民俗称呼不带副，迳称某县长。由于他的行为另类、近俗，百姓称他为俗县长。高雅之事，百姓看不到。这个副县长传到百姓耳里的事情，大多是俗事。恰恰这诸多俗事又是百姓所津津乐道的，因此，俗县长的称呼属褒义。我认识这个副县长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可亲可敬。以上文字，用于对题目作些说明。

我于1971年年底调到《梅州日报》的前身《梅江报》当编辑。这个副县长在我之前调到梅县地区直属某公司任职。有一年的冬天，我们同坐在梅县地区排练场听报告。这个副县长（以下称“俗县长”）对我说：“你们南方的寒冷冻入人的骨髓，我们北方没有这种感觉。”他趁会议的空隙向我聊起了他的经历。他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县里当副县长，天天和群众接触，虽然做不了什么雅事、大事，但俗事、小事天天做，觉得很充实。现在，我在公司任职，见到的不外乎几个人，业务范围又小，总觉得空荡荡的。”我说：“在你心中是小事、俗事，百姓心中却是大事、雅事。你说，平头百姓能有多少机会与县太爷说心里话？”他说：“我有一块心病总放不下。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一个中学调研，校长向我反映，一个物理组的教师因忙于家务在教学上出了差错。在校道上，我见到一个女教师，我随口问她‘你是某某某吗’，怯于见官的这个女教师急不择言，说‘我是物理组（恰与某某某谐音）’，我不问三七二十一，随即将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通。等这个女教师离开之后，校长才向我解释说‘她是教物理的，教研时编在物理组。她不是某某某’。”“俗县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有机会到这个学校采访时，抽出时间找到这个女教师，替我说一声‘对不起’！”

过了一些时候，“俗县长”的儿子告诉我“俗县长”去世的消息。此刻，“俗县长”自称的办过的一些小事、俗事，接二连三地浮现在我的脑际，本文如下所收集的几个例子，只是其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其一，到学校听课。有一次，“俗县长”走进一间学校，在一个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听课。授课老师见一个身背斗笠、穿着如农夫的人坐在教室后面，很有礼貌地走上前去，说：“阿叔，这是教室。” “俗县长”说：“我知道，这是教室。” 老师说：“我是老师，正在上课教学生。”“俗县长”说：“我知道你是老师，我就是来看你是怎样教学生的。你是不是继续讲课，让我再听一会？”老师说：“我帮你把斗笠解下来吧，也许会舒服些。” “俗县长”说：“不碍事。我外出时，天天背着，热天可遮日头，雨天可挡雨水。”

不一会，下课鼓擂响，“俗县长”乘课间休息的时候，向老师介绍自己的身世：“我是随军来的南下干部。参加革命前，我是放牛郎，没读过多少书，只会写自己的父母和我自己的姓名。你把教案本拿过来，我写下我的名字，方便以后联系。” “俗县长”写下自己的名字后，站了起来，说：“打扰了，我也该回单位了。”当老师弄明白这个听课人的身份后，“俗县长”已经骑上单车，与同行的一个县府干部离开了学校。

没多久，“县长听课”的故事，迅速在这间学校传开；经随行干部的讲述，成了县府干部的美谈。

其二，扫起撒落在地上的面粉。这是发生在1960年的故事，是当时县教育局的干部王平生向我讲述的。他说：“有一天，我吃完早饭到县府办公楼找人，刚好碰到‘俗县长’。他指着搬运工不小心撒落在地上的一摊面粉，对我说：帮帮忙，把地上的面粉扫起来。两双手很快就把面粉归了堆。这时，‘俗县长’叫一个干部到附近办公室要了一张报纸，他亲手把地上的面粉包裹好，又亲手把面粉交给我，说：地板很干净。你将面粉带回去，加点糖，没有糖就加点盐，能煮出几块面粉粄，充充饥也好。”

其三，替老师排队打洗澡水。这个故事，是我在《梅江报》时的同事程贤章告诉我的。程贤章当过汕头干部文化学校的教师，“俗县长”是他的学生。有一次，程贤章出差到县上。一天晚上，他在这个县的县府食堂提着水桶排队盛洗澡用的热水。排在前面的“俗县长”回头望见他，马上走过来，对他说：“就轮到我了，你稍等一下，我和你换换位置。”不一会，“俗县长”走了回来，说：“我的那桶热水就放在前面，你趁热拿去洗澡吧！”说着，“俗县长”不由分说，把程贤章手里的水桶拿了过来，再在程贤章排队的位置上排队等候。

其四，用单车载病人到医院看病。“俗县长”不太懂当地方言，他下乡时，为了方便联系，在单车头上挂了一面小红旗，上书自己的名字。有一次下乡，他在路上碰到一个步履艰难的老大娘，便下车问道：“大娘，你到哪里去？”大娘没有听清“俗县长”说什么，随行的一个县府干部将“俗县长”的话重复了一遍。老大娘说：“到公社卫生院看病。” “俗县长”向随行的干部示意，他要载老大娘前行。随行的干部说：“我来载。” “俗县长”说：“你的病刚有好转，我来。”于是，“俗县长”用单车将老大娘载到公社卫生院大门口。这时，一个公社干部走到“俗县长”面前，低声说：“她的成分不好。” “俗县长”笑了笑，说：“成分不好就不能进医院看病？”公社干部忙说：“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不能载她。” “俗县长”说：“我不能载，谁能载？我是县长，最辟邪！” “俗县长”怕公社干部难堪，低声说：“我不知道她成分不好。载都载了，总不能把她载回原地，让她再一步一拐地走到医院来吧！你替我保密，事情就过去了。”公社干部说：“县长说得有道理，就按县长的意见办。”待老大娘进了卫生院大门，公社干部领着“俗县长”和随行干部到公社所在地去了。

“俗县长”的这个随行干部事后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感慨地说：“我多次陪他下乡，从没见他摆过县长的架子。他骑着单车，边走边调查。他长得粗黑，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农夫。因此，他问什么，被问的人有什么说什么，说的都是真话、实话。”

结束语：20世纪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我在五华县委会工作，曾经跟随县委书记赵惟卓到农村蹲点三个多月，跟随县委书记、县武装部长王志远下基层调查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关于五华县委对五华重大问题如何决策、如何处理，关于五华县委各部、委、办、局和公社的主要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两个书记一直对我守口如瓶，从不吐露半点情况。他们给我留下的，是大量的如何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精彩故事，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感慨系之。由此推理，本文提到的“俗县长”在县府大院里参与决策的情形，一般百姓根本无法知道，而是从“俗县长”的零星趣闻中感知他的音容笑貌，揣摩他的为官愿景。这些趣闻的集聚效应，正是“俗县长”能在百姓心中留名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