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赞发

时光荏苒，转眼间，大舅父已经去世快20年了。然而，任岁月的长河静静地流逝，任自己也在慢慢地变老，却始终冲刷不去我对大舅父浓浓的思念之情。他的音容笑貌，总会于不经意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让我好像又看见慈祥的他站在我的面前，目光柔和、脸带笑容地看着我。

大学毕业后，大舅父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然而，正当大舅父在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时，20世纪50年代末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无情地刮到了大舅父的头上。一夜之间，素来循规蹈矩、谨言慎行的他竟然就成了令人唾弃的“右派”分子，被遣返回乡。无奈，大舅父唯有卷起铺盖回到了老家，由一名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了生产队社员。

从三尺讲台到田间地头，由手拿粉笔到手执锄头，还有社员们背后的嘀嘀咕咕、说长道短，所有的这些，大舅父都泰然处之，以极其平静、逆来顺受的心态，坦然接受命运不公正的安排。每天，大舅父与社员们一起出工、收工，以当教师时一样的认真负责态度，来对待队长分配给自己的农活。正是因为大舅父能够顺从地接受从教师到社员的角色转换，积极融入集体之中，让他很快熟悉了各项农活，不但得到队长的喜欢和认可，而且受到社员们的交口称赞。

作为家中的长子，大舅父除了积极参与集体的生产劳动以外，还利用农闲时节去搞副业，以赚取一些钱来减轻外祖父母过于沉重的家庭负担。大舅父所从事的副业中，最让我感动又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挑水缸到揭西县的事情。我真的难以想象，曾经是“读书相公”，又刚从讲台上下来，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大舅父，是怎么靠双脚走路把两只大水缸从家乡陶瓷厂挑到几十公里远的揭西县去的！

我的母亲很是崇拜大舅父。她在世时，曾经不止一次跟我们兄弟说起，在外祖母患病去世的前几年，大舅父是如何尽心尽力服侍外祖母的。在外祖母患病卧床期间，大舅父是每天端茶送饭，甚至接屎倒尿，从无怨言，更不会厌烦。外祖母不幸去世，身为大男人的大舅父在灵柩前哭得稀里哗啦、伤心欲绝。大舅父对外祖母的孝顺之举与不舍之情，母亲每对我讲一次，我就感动一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大力开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强加在大舅父头上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他终于又重返讲台，再次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工作。然而，此时大舅父已是年逾五旬之人，工作没几年，便到了退休年龄。因工作需要，已经退休的大舅父接受学校的聘任，成为一名代课教师，继续在三尺讲台上发挥余热，直至年近七旬才回家安享晚年。

回家以后，大舅父并没有停歇下来，而是尽力为家乡的“两个文明”建设出谋献策、添砖加瓦。他积极联络在台湾的宗亲，动员他们回家乡探亲、观光、居住并投资家乡的建设事业。同时，大舅父发挥自己擅长文学的优势，发动本村几个和他一样喜欢文学的退休老教师，倡导成立了“洑溪诗社”，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吟诗作对，讨论有关文学的问题，而且自筹资金不定期出版自写自编的诗集《洑溪诗苑》。

大舅父对我非常关心，对于我报考师范学校，和他一样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是非常赞同的。在我初出茅庐刚登上讲台时，大舅父对我谆谆教诲：既然自愿选择了做老师，就该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要发扬蜡烛与春蚕的奉献精神，努力做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人民教师。正因为如此，我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直没有忘记既是家中长辈又是同行前辈的大舅父的教诲，自始至终在教坛的沃土上辛勤耕耘，从不敢懈怠，终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大舅父不但关心我的工作，而且关心我的生活。他曾给我介绍过对象，尽管我与他介绍的对象因缘分问题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但是他的关心却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另一种爱——来自大舅父的大山一般深沉的爱！

大舅父的名字叫文芳。正如他富有诗意的名字一样，从他的身上，我真正感受到了一种令人舒心舒适的文雅与沁人心脾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