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芳
我开始记事，是在四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家里突然进来一个陌生女人。她一手抱着个小男孩，一手提着个小竹篮，一看见我便高兴地喊道：“宗儿，来！快到妈这里来！”边说边从竹篮里给我掏东西。我好奇地望了她一眼，急忙躲到奶奶的身后，怯怯地问：“奶奶，那是谁呀？”
这应是我童年留下的最深的一次记忆。
一
奶奶曾经告诉过我，我出生在福建，才两个多月就被送回到下罗衣村竹头围来，让奶奶负责抚养。完整地说，应该是：我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湖雷圩，两个多月时被送回到父亲的原籍广东省梅县长沙圩下罗衣村竹头围，由奶奶和大妈抚养。
下罗衣村是位于梅县南面离城只有十多公里的小村庄。它现在划归梅州市梅江区长沙镇管辖。这个村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梅江河自上游而下，横冲直撞地朝村子流过来，将下罗衣村干脆利落地切出去一块以后，才大摇大摆地向梅城流去。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这条河道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帆船或机轮川流不息地驶过。船上载着上游村民生产的粮食、水果、土特产到县城去卖，再将县城的日用百货运到上游的各个圩镇出售。住在岸边的我们不时总能听到艄公的歌声或纤夫的吆喝。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也不算闭塞，住在这里的家庭，十户有九户都有人家到南洋各地谋生去，都有外侨关系。
下罗衣村，共分有陈塘、竹头围、下排、沙门前、欧径、寨湾里、葛嶂下七个聚居区。 住在这里的村民，清一色都是客家人。他们大多数是在明末清初从江西或福建迁来。在竹头围的东面，有座新月形的小山，人称“武士开弓”。据传这是由一位风水地理先生起的名字。于是这里便成了客家人安居乐业的好地方，都争先恐后地沿着山根盖起了一座接一座瓦房，并且都有十分优雅的名字：安定堂、承裕居、德庆楼、绍昌庐、葆光第……在这块狭小的地块里，住下了梁、徐、胡、廖、李、叶、杨、朱八姓人家，朱姓在清末因一次瘟疫流行全都覆灭了。胡姓是在清朝康熙年间来到这里的。
我家的屋名叫“葆光第”，位于武士开弓山下右侧，是爷爷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所建。奶奶说，这屋刚建好全家搬来定居时，家里还是比较兴旺的，除爷爷奶奶外，他们还有四个儿子和四个姑娘，分别是我的大伯钦湘、二伯钦珍、四叔钦荣和我父亲钦耀。父亲是老三，我们都叫他“三叔”而不是叫“爸爸”。大伯和四叔后来去了毛里求斯，二伯去了暹罗（泰国），再也没有回来。二伯生有两个儿子叫万芳和德芳，至今已繁衍四代有十余人了。大伯和四叔在毛里求斯英年早殁 ，成了客死异国他乡的孤魂。四个姑娘早已出嫁，我不知道名字。待到我懂时，她们全都不在人世了。
爷爷名信文，字葆初，是胡姓入梅后第十六世后裔，也是我曾祖父国栋的长子。他生于清朝咸丰壬子年（公元1852年），终于民国戍午年（公元1918年），享年66岁。据奶奶讲，我曾祖父在福建经商，发了财。因此，在竹头围胡姓第一个做了一座大屋，名叫“承裕居”。他还通过向清政府捐献银元，买了一个“贡生”。
爷爷是在十八岁时接替曾祖父在福建峰市经营的生意，到35岁开始筹建“葆光第”。终其一生，就是一个地道的生意人。奶奶姓叶名莲英，是本下罗衣村寨湾里人。她生于清咸丰庚戌年（1850年），终于1957年11月，享年107周岁，是村里罕见的老寿星。
当我来到奶奶身边时，她老人家已88岁高龄。除眼睛因老年性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外，她的精神和体力都还很好。她是我启蒙教育的第一位老师。她给我讲长毛(太平天国)和勇哥吏(清兵)打仗的故事，讲胡姓家族在竹头围开基创业的艰难，她教我要诚实做人，认真做事，行为要端正有礼，朋友有难要尽力相助；不属于你的东西永远都不要碰它。她用小竹签教我数数字、做加减……
我父亲是奶奶39岁时才生下的第三个儿子，名钦耀、字羽明。当祖父母的三个儿子都已远走异国他乡，四个姑娘都已出嫁以后，父亲是留在奶奶身边的唯一儿子。但碍于他在福建的生意经营惨淡，留在家里又会被人讥笑为“落窝鸡婆”，在几经艰难思考之后，父亲只好忍心抛下自己的父母亲远泊毛里求斯。但他在毛里求斯待了一年，便回国了。原因是他务工的族叔店里付不了工钱；其二是祖父病重催促他回来。
就在他回国后的当年，奶奶为圆爷爷看到自己儿子完婚的心愿，让父亲立即成婚。她物色了上罗衣村吴伏坝一个姓吴名兰英的姑娘做父亲的妻子——我们后来所称的“大妈”。
大妈长得眉清目秀，身段苗条，手脚勤快，性格随和。据长辈讲，当时在全村她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儿。就是到了古稀之年她拍下的照片，也依然是端庄大方。可惜，如此美人儿，倒成了终生只知农耕的村妇。大妈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爱与人交流。她和父亲婚后两年都没有生养。于是，奶奶做主，买了一个潮州男孩，取名来芳，以引来男丁的意思。
两年后，大妈果然怀孕了，但生下来的是女孩，取名云娣。她就是我们的大姐。大姐长大后嫁到梅南郑坑村，夫婿叫郑鑫源。后来两人都先后去了毛里求斯，并在那里生下六男一女。直到1988年10月，他们才第一次回祖国探亲——此时，大妈已离开人世10年了。
在大姐出生两年以后，大妈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增芳。不幸的是，增芳在六岁时因出麻疹得了并发症而病殁了！父亲为失去唯一的儿子而痛心疾首，并认定是因为大妈不会照料孩子的结果。从此，两人感情彻底破裂。父亲借故去福建做生意而久不回家，并在那里结识了我的母亲，并和她结婚。
我的生母叫张怀英，乳名满娘，是福建省永定县湖雷镇人。她的娘家在当地算是一个大户。母亲在永定湖雷有一个本家兄弟“张先生“，他早年参加中共游击队活动时，因与母亲的关系，和父亲在暗中有较多来往。母亲告诉我：“为帮他，我把镶在嘴里的三颗金牙都拔了下来，给他当活动经费。”在父亲北厅的小书柜里，我在1948年前后，无意将一块三合板翻开，竟发现在里面藏有一张盖有瑞金政府大印的借条，大意是借到胡羽明先生多少大洋。我拿去问母亲还被狠打了一巴掌，要我立即放回去。母亲说，此事让国民党知道了是要杀头的。1956年我翻父亲的旧书信时，也曾看到过张先生于民国十七年和十八年写给父亲的信。
母亲小父亲整十岁。父亲和母亲婚后，先是生下我二姐香娣，四年后又生下一个女孩庚娣（后来病故了），又过四年后生下了我的二哥潮芳，再过四年后生下了我。父亲的日志里这样写道：“宗芳，生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初五庚时。”也就在这年的腊月，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回到梅县下罗衣村竹头围。二姐很快被送给了梅县大密村一李姓人家做了童养媳。
送走二姐以后，父母亲便把潮芳哥和我留在了竹头围葆光第，跟着奶奶和大妈一起生活。而父母亲在过完春节后又回到福建谋生去了。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原来，父亲在湖雷镇开了一间商店。生意虽不算十分兴隆，但也基本能维持生活，还可以接济老家的奶奶和大妈。但因在父亲商店的背后有一座国民党的临时监狱，游击队利用我母亲和张先生的亲戚关系，经过周密的侦察和计划安排，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劫狱，将被抓的游击队员救了出来。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国民党的军队赶过来，把父亲的商店洗劫一空之后又放了一把火烧了。父母亲只身逃了出来。
我家开始走向贫困潦倒。而此时的中国，正是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次年，中华民族正处在危难之中。
二
在我开始记事的那个冬日，家里来了一个抱着孩子对我呼喊“宗儿，来！到妈这里来”的陌生女人。奶奶告诉我，那就是我的亲妈，怀里抱的是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叫拱芳。
一过完春节，父母便又带着弟弟外出谋生去了。
父母亲再次归来，已是1944年的春天。这时，拱芳已经四岁，长成了一个活泼可爱、乖巧聪明的孩子。父亲对他特别溺爱。大概由于在外谋生越来越艰难，父母亲这次回来原是打算不再出去了。但是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是大妈和母亲之间的矛盾。有一天，不知为何事，大妈和母亲吵起来，接着又动手。母亲很快就占了上风。奶奶知道后，把父亲叫去训斥了一顿。父亲为表示对奶奶的尊敬和孝顺，只好将母亲打了一顿，母亲一怒之下带着弟弟拱芳回福建娘家去了。
父亲在村子里，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他练就一手好书法和十分熟练的珠算，邻居赞叹说：“阿耀叔用脚趾头都能打算盘。” 但是父亲和当时大多数客家人一样十分笃信风水和宿命论。据说，拱芳出生时，他去当地的神庙抽到了上上签，又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也说这孩子将来要大富大贵。母亲将这个寄予无限希望的孩子带走了，父亲当然很着急。他匆匆赶去福建，想尽一切办法把母亲劝了回来。当然，更重要的是，弟弟拱芳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葆光第。
此时是1944年。抗战还没有胜利，所幸梅县仍然是和平的。
但是，一个突然而来的灾难，一下子把我们家平静祥和的生活敲得粉碎。
这年盛夏的一个黄昏，弟弟拱芳头朝下脚朝天倒在父亲养花盛水的花缸里溺亡了！全家人都沉浸在悲戚之中。受打击最深的是父母亲。他是父亲50岁时才生下的儿子，又是被认定是最有希望最具光明前途的儿子！父亲从此一蹶不振，整日茶饭不思，借酒消愁。不久，父亲带着母亲到大埔县谋生去了。当年的腊月，重病的父亲从大埔县坐船回家，回到家时已进入深度昏迷，乙酉年的除夕夜，父亲永远闭上了眼睛。这年他才54岁。
葆光第的顶梁柱没有了!留下三个孤苦伶仃的女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往后的生活怎么过？奶奶和母亲相处不到一年，矛盾不断发生。97岁高龄的奶奶毅然决定：分家。她将葆光第所有财产和田地都分成两半，奶奶和大妈拿了一半，我们母子三人拿了另一半。然后，奶奶和大妈就搬到我曾祖父修建的老屋承裕居去居住了。
三
长期依附着父亲、过惯了城镇生活的母亲，根本不谙农事。要靠分得的0.7亩水田和两亩旱地来解决我们母子三人的生活，谈何容易。
无奈之下，潮芳哥只好辍学了。他先是帮着母亲下地干活，后来又去给人家放牛。两年后，经由胡家叔伯介绍去大埔县一家印刷厂当学徒。这年他刚刚15岁。不足两年，该印刷厂破产了，他只好又转入胡姓族人的店中做勤务。所谓勤务，就是在店里负责挑水、倒痰盂、清扫厕所之类的事。直至1949年冬，广东全省解放，他在大埔县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后来又被分配去百货公司当保管员。这期间，他参加夜校，取得了初中毕业证书。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大埔县要建水泥厂，他又被派去学习水泥生产技术。到了1959年冬，水泥厂下马，全国饥荒灾难已四处蔓延。他被列入退职下放名单，很快便回到了葆光第，和年已六十花甲的母亲一起劳动。次年，母亲在饥饿中死去。潮芳哥便一个人独自在葆光第的屋里经受饥饿、孤独和凄苦的生活。1969年11月，潮芳哥来到了新疆霍城县与我相聚。后来被安排在霍城县三宫乡果园队，再后来，他成为霍城县清水河水泥厂的技术员，直至退休。他1973年结了婚，生下一男一女。
我这里要交代一下。1919年祖母买下的潮汕男孩来芳，他长到18岁时，由父亲带去福建湖雷店中帮忙。不久他便遇上了在当地活动的一支游击队，便偷偷参加了这支队伍。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现在，我们回到葆光第来。曾经繁华热闹的葆光第，如今屋里就剩下母亲和我两个人了。在清冷空旷而阴森森的屋里，蜘蛛开始在各个空置的房间里结网，老鼠不仅在黑夜就连白天也敢肆无忌惮地四处乱窜。毒蛇和蟾蜍也都时常进入屋里觅食。
母亲显然对这突然的生活变故没有思想准备。她会在半夜里突然坐起来，撕心裂肺地痛哭。7岁的我，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每当我放学以后，或是星期天、寒暑假，我都得跟着母亲一起下地犁田、翻地、插秧、割禾、收红薯、拔花生，待我十三四岁时，几乎所有的农活我都学会了。
四
1947年冬，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学期，捡拾石头卖给学校修围墙，凑足了钱想买一双回力牌球鞋。就在这时，一场暴风雨将我家房顶上的瓦片冲垮了一大片，买鞋的钱只能先拿出来修屋顶。不久，我染上了疟疾，是村里的郎中叶监伯把我治好了。我们家没有钱付药费，只好回去给叶先生抱去了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后来，我还得了一次急性肾炎，没钱看医生，只是拔车前草熬水喝了差不多半个月，竟然没事了。
在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下罗衣村的人都是用鲁萁烧水做饭。割鲁萁的队伍中，我是唯一的男孩子。我割回的草不如她们的好，母亲对此很不满意，加上饶舌者的挑弄，我和母亲的矛盾急剧上升。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又去向奶奶求助，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住了矮屋子，你就得低头。别老惹你妈生气，好好读书。只有学好文化，将来才能找到事做。
为了取得母亲容许我继续上学的机会，我想方设法和缓了与母亲的矛盾，小心翼翼地做好母亲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深怕失去上学的机会。因为母亲不止一次地说过，书读得再多也没用，最终还是种地耕田才能吃饱肚子。你潮芳哥不也只是读到五年级么！结果真的到我读五年级时，因为没交上一周一次应交的蔬菜（是给驻校老师吃的），中午被学校留了下来，并在手掌上写了一个“菜”字。
母亲一怒之下，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去上学了。这期间，我曾经去给别人卖过豆腐，也曾去深山替人挑炭。80斤的木炭从深山沟挑到长沙圩，要翻两座山，走30多里的山路，只能挣4角钱。就是成年人也嫌这活太辛苦。不久，我只好又去帮邻居小商家去南口圩贩柿子……
就在我东寻西找，希望觅得一份能够让我生存的生计时，我在读的正本小学校长叶日新先生得知了我的困境,亲自到我家里来说服我母亲,让她答应无论如何让我读到小学毕业，并答应免去我一周应交一次的蔬菜。这时，已是1952年的秋天。
1953年8月，我正式从正本小学毕业了，我原以为我的上学之路就此终止了。没想到幸运之神竟也会悄悄地向我走来，1953年的年末，梅南中学复办了。更令我欣喜的是，正本小学校长叶日新先生此时也被调往梅南中学当了教导主任。对我十分器重的叶日新先生三番五次地到家里来对我母亲做工作，在反复劝说下，母亲终于同意我去上这所中学。
复办的梅南中学，条件虽然很差，大礼堂是用竹子和稻草搭建起来的，教室的墙壁上到处还残留着当年烧毁时的黑烟，窗户没有玻璃，宿舍是借用一位华侨的老屋。但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满意。在这里有正规的学习制度和作息时间，晚自习教室里还有明亮的汽灯，照得如同白昼。更叫人宽心的是：我们都是星期一大清早离家到校，星期六下午离校回家，一周六天，在校的时间都可以无忧无虑、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宽心和舒畅。
1955年的秋天，我由叶日新老师介绍，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梅南中学的三年，是我少儿期度过的最幸福最充实也是最满足的三年。
唯一感到不足的是，母亲每周只能给我两升大米和一罐咸菜，折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每天只有400克左右的大米和几克的咸菜下肚，维持我24小时的生命活动。饥饿每天都像一只无法摆脱的魔鬼纠缠着我。直到1954年秋，政府开始实施给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的政策，我每月获得了三元五角的补助。我用这些钱，不仅可以购买补充我一周不足的大米，还可以向学校食堂交上一元五角钱，便可以在中午在食堂吃到一顿蔬菜。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到了月底，还会有一顿红烧肉改善生活。
1955年的10月，我从梅南中学毕业了。1956年的8月，我被招收进新疆工作；进疆后考入新疆卫校，继而又先后在新疆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进修学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医务工作者。直至退休后，还被伊犁地委行署聘任为“首届专家顾问团”成员，被新疆预防医学会授予“荣誉理事”和继续担任新疆流行病学会常务理事。
五
1948-1949年间,当地游击队领导人选择了葆光第作为活动的据点。到了1953年，梅县地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下罗衣村土改工作队进村第一天，又住进了葆光第。到了1958年，全国大办集体食堂，吃大锅饭，他们又选择葆光第为大队食堂。后来，随着大队食堂的解散，葆光第又恢复了冷清。只有潮芳哥和母亲两个人相怜相守。1960年冬，母亲终因经受不住饥饿，悄然离世。潮芳哥一个人在这里又坚守了10年，直至1969年11月离开，远赴新疆。
从此，葆光第便空无一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