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发洲

《春秋渡》是翰儒先生“客家三部曲”的终章，一如既往保持真实、朴实、求实的特色，将粤东客家山区的自然风光、田园生活等在亲切质朴、幽默诙谐的语言中徐徐展开。作品的时间跨度大、人物形象多，作者却以巧妙的手法将之融合在一起，讲述了春秋镇从清乾隆年间到20世纪80年代的变迁，折射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历史的回望中，《春秋渡》传承客家精神，深思地域文化。“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客家人从东晋“五胡乱华”的第一次南迁开始，经历了5次大迁徙，只为寻找一个和平安稳的家园。从中原南迁，广阔的平原和良好的环境大多被他人占据，客家人只好往边远山区迁徙而居。客家先民向南迁徙，实属无奈之举。正如书中的春秋镇，地处山区，山高水冷、交通不便，杨朱两家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所谓故乡，不过是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细读小说，惊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作品跨越百年娓娓道来，很多历史细节隐藏在文字的背后。比如第五章开篇，“清朝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杨镇山的高祖父杨安居携妻带子从福建迁居至春秋镇竹林村”。文中没有细讲杨安居为何迁徙？但是细究历史可以发现，1786年，台湾（天地会）林爽文带领民众反对清朝的剥削和统治，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波及面极广。战争历时15个月，百姓饱受灾难。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紧紧相连。如第七章“逃难”中，提及潮州、汕头沦陷。1939年，日军侵占潮汕地区后，如同书中“佘隐娘”一样的民众流离失所，被杀害者、死于饥荒者更是不计其数。作者以平实的手法，串联起漫长的岁月。在作品中，每个人物、每个事物的出现，看似平常，实有深意。

“下南洋”是一场持续多年蔚然壮观的移民潮，客家先贤们从韩江水路破浪出海，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基立业、生生不息。早期“下南洋”的大多是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他们从最底层的苦力、小商贩、种植做起，将绝路走成了生路。其中，老谢在码头背米累到咳血、割橡胶的阿雄叔被毒蛇咬死，道尽了“过番”的无奈与心酸。正是凭借着勤劳肯干、艰苦奋斗等特质，客家人迅速在异国他乡扎根下来，涌现出一批批商贾巨子。“虎标万金油”“红头船”“甜粄”“浴帕”等物件，年代感足、细节感强。

《春秋渡》中人物有上百名，郑秀英、张惠巧、刘细花等客家女性形象最为突出，勤劳勇敢、自立自强、相夫教子。郑秀英在丈夫亡故后抚养孩子长大，张惠巧在丈夫“过番”后撑起了家庭，她们用平凡书写伟大。张惠巧摆脱了传统“等郎妹”的凄苦形象，相反，她在“运动”中提前处置房产，在记工分、砍柚树等事情上的远见，在人际关系处理上的得当，善良灵巧的形象跃然纸上。后来，儿子成为副市长，她更是用一杯“清醒酒”暗示儿子要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人物形象再次升华。

翰儒先生在“春秋镇”这一空间中浓缩故事，人物关联度较高，通过各自的生活轨迹辐射到社会各大层面，以点带面地织出一张故事网，演绎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在社会复杂变迁与曲折发展中，春秋镇有小孩溺亡的意外，有被抓壮丁的遗憾，有缺衣少食的艰难，有离乡背井的凄凉，也有破镜重圆的喜悦、水客送信的希望。这就是乡村平凡真实的生活，也是底层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他们在不断探寻着生存、生活，乃至生命的意义。

“客家三部曲”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春秋渡》浓缩了梅州的地理特点、丰顺的自然环境，围龙屋、生死树、观音像等历史陈迹，过年节、烧泥瓦、奉财神等文化习俗，风水师、画像师、水客等鲜活人物，熔于一炉，圆融自然。特别是字里行间的客家山歌、民谣谚语、潮汕话、历史诗句信手拈来，颇为不易，增添了地方神韵。这说明作者日常积累之实、文化思考之多、对家乡热爱之深切。

月光下，春秋渡。故事从这里开始，亦从此而终，结局耐人寻味、令人深思。杨汪海因为个性的懦弱、对命运的不满，新婚不久就抛下妻子和父母，“过番”逃离现实。实际上，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数十年光阴弹指即逝，杨汪海直到最后才放下执念，真正找到自己。正如《坛经》所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春秋之渡，人生之渡，唯有自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