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

当2024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我的从教生涯就已经步入第41个年头。刚参加工作那时，我在邻镇的一间偏远乡村小学任教。那时，正是国家推行适龄儿童（7-12周岁）全面入学——也就是“普六”的时候。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普六”任务，在开学初的每天下午放学后，老师们都要按照学校的布置，进村入户发动尚未入学的适龄儿童前来学校缴费注册。那时，学校在学生缴费注册前就分好班，把名单分给班主任，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是硬性规定的“两包”，即包本班学生100%入学、包学生的学杂费收缴。

在这样的任务面前，老师们没有任何价钱可讲，都只能是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做。而我尽管还只是一个20岁未到、初出茅庐、连对人说话都还满脸羞涩的“小老师”，且人生地不熟的，也只能是硬着头皮，一路打听、摸索到班里那些尚未入学的学生家中，笨嘴笨舌地跟家长交流，希望其能尽快让子女到学校读书，以免耽误学业。

其实，那些学生家长也并非是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去读书，只是因为一时拿不出学杂费而只能让子女待在家里。因此，当我们找上门去一发动，且主动表态可以先把其子女的学杂费全部“认”下来时，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只是，因为学校要从老师们的工资中扣除各自“认”下的学杂费，我有一两个月的工资便要化整为零地变成学生家长陆陆续续交来的学杂费了。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惭愧：第三年，我要调离该校了，已经要放暑假了，有个学生的学杂费家长还没有交来。当我“厚着脸皮”找上门去讨要时，万般无奈的学生家长只能是跟我商量以稻谷来抵学杂费，而一样万般无奈的我只能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当我用自行车载着稻谷离开学生家时，深感为人师表的自己好像是上门收租逼债的地主老财似的。然而，没办法，当时自己家也一样是穷得叮当响，为此怎么也拿不出帮学生垫付学杂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