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明辉

导 读

1934年黄慕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经过近四个月的长途跋涉，从陆路经成都、康定、德格、昌都于8月28日抵达拉萨，代表中央政府分别于9月23日、11月1日主持大典册封、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是民国以来中央大员的首次入藏，不仅向西藏民众传达了中央的德意，而且拉近了西藏政教上层与中央政府的距离，促使西藏噶厦政府以文字形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黄慕松一行在拉萨驻留了三个月后，于11月28日启程回返，游历哲孟雄、不丹、印度、尼泊尔，取海道经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于次年2月1日回到广州。本文主要根据黄慕松的《使藏纪程》和《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探讨黄慕松出藏返程中与华侨团体和侨胞间的互动情况。

黄慕松其人

黄慕松1884年出生于广东嘉应州松源堡宝坑乡，即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源镇宝坑村。梅州市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之一，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就有大批先民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他们的足迹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著名的华侨之乡。黄慕松的祖父在19世纪中期从梅县来到广州谋生，初为人打工，后靠织布贩卖为生。传到他父亲那一辈时，兄弟和睦，分工合作，在1871年开设了万昌隆染坊，成为广州印染业的鼻祖。黄氏一家积勤积俭，善于经营，万昌隆生意颇为兴隆；发家后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乡人到广州或下南洋谋生多得到他们的扶持。

黄慕松幼年来到广州，稍长入读汕头岭东同文学堂。1902年考入广东武备学堂；1904年由军谘府选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任黄埔陆军小学教官、监督。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参谋本部第四局局长兼大本营兵站局副局长。1913年任北京政府国防考察委员；1914年任陆地测量总局局长；1916年再次东渡留学日本陆军大学；1923年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中俄会议专门委员，交通部路线审查委员会委员，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1925年年末从北方南归，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高级班副班主任；1927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新编第三师师长；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官团副团长，同年任陆军大学代校长；1929年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任参谋本部次长；1932年兼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边务组组长；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被任命为新疆宣慰使，率团赴疆宣慰；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1934年被任命为致祭达赖喇嘛专使，入藏主持册封、祭祀典礼。

黄慕松早年曾深入考察蒙古和新疆，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被派往欧洲考察军事，长期从事军事陆地测量的领导工作。1930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第四届万国测量联合会议及第三届万国航空测量会议；1932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瑞士日内瓦国际军缩会议，回国时游历孟买、仰光、槟榔屿、曼谷、西贡等地，一路与侨胞多有互动。奉使入藏前担任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组长、陆军大学代校长，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执委下设的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上述重要的经历使黄慕松在边区防务、军事地理和军事外交方面可以说是独步当时。由于黄慕松曾游历过南亚、东南亚国家，这次使藏返程时经哲孟雄、不丹、印度、尼泊尔取海道归来，重点是要进一步考察英印方在西藏南部的经营情况，加深对东南亚诸岛的了解，联络沿途华侨社团和侨胞的感情。

联系紧密 排忧解难

黄慕松一行离开拉萨踏上返程，应该说已经完成了奉使入藏的主要任务，但他在1934年12月13日离开西藏进入哲孟雄后的返程中，持旅游护照而不是外交护照游历各国，由于中央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黄慕松在精神上仍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但面对当地热情的华侨团体和侨胞，黄慕松不辞辛劳，积极与当地官民互动，始终态度和蔼，语气诚恳，给侨胞一种春风拂面的感受。这种紧张而又繁忙的气氛直到1935年1月5日乘船离开加尔各答航行在公海上时才逐渐放松下来。黄慕松在当天的船上记述道：“回溯奉使西来旅途况味，至今始免困顿之苦，且任务完毕，仔肩已松，一片归帆，遨游名胜，其心胸之安泰，迥然非来时之履薄临深矣。”黄慕松一行离藏返程中的接待任务主要由沿途中国驻当地领事馆（总领事馆）和国民党海外支部（总支部）承担。

黄慕松在返程中除了拜会印度总督、尼泊尔总理等外事活动外，大部分时间用在与中国驻当地领事馆、国民党海外支部、华侨社团和华侨亲友间的互动上。如黄慕松在加尔各答逗留的八天时间里，每天都安排有与侨胞的活动，最繁忙的是1935年元旦，那天从上午到晚上全天都在出席活动：11时参加印度总支部所集之新年庆祝会，列席者百余人，余致欢勉之词。散会后，往晤巫（巫明远）陈（陈敬修）两参议于天益旅馆。午后3时到总支部参加执监委员就职典礼并致词庆贺。5时应四邑会馆之欢宴。8时参加醒侨支部之新年庆祝会，亦并致欢勉之词。

黄慕松在巴达维亚逗留的四天时间里，也是频繁地与中国驻当地官民互动。如18日上午抵达巴达维亚后：余与新闻记者接谈后，由陈隆吉君及德彬弟陪访总领事……继往总商会、广肇公所、客属总会、国民党总支部、福建会馆、中华会馆等处访晤各当局。（参观）中华会馆附设学校（并作）演讲。……午刻，由广肇公所郭经理在大三元酒家招宴，华侨公会于4时在广肇公所开欢迎会，8时假座励志社设宴。

黄慕松在出席各种活动时作为主宾发表了系列讲话。如1934年12月20日黄慕松在加尔各答明兴戏院出席华侨欢迎大会时，受到当地侨胞的热烈欢迎，戏院楼上楼下两层满座。黄慕松在会上做了半个多小时的演说。他向侨胞们报告了中央政府的施政情况，传播了祖国的发展和变化，唤起大家对祖国的新认识，同时激励侨胞们要精诚团结，积极支持和关心祖国建设。1935年1月18日在巴达维亚参观中华会馆附设学校时，校方邀请黄慕松发表演讲。面对一千多名学生，黄慕松指出，学生应有救国救世界的胸怀，鼓励学生们一定要努力读书。黄慕松在返程中还多次接受当地新闻记者的采访，即席发表讲话宣传祖国建设情况，介绍奉使入藏的收获。由于黄慕松熟悉国内国际形势，阅历丰富且语言平实，他的系列讲话深化了沿途华侨社团和侨胞与祖国的感情，扩大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影响力。

黄慕松每到一地都会深入考察当地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的情况，也会仔细关注当地华侨华人的情况。如1934年12月15日至16日经过加伦堡时，由于中国政府在当地没有派出机构，黄慕松在邦达昌商号经理的陪同下乘车环游了全市。他记述道，加伦堡有数千人口，街道上的商店鳞次栉比，店主多为印度人或帕里人，几乎没有哲孟雄人。华侨开设的商店有三四十家，其中最大的是洪盛、世顺和恒顺公司。华商主要来自北平、云南、四川和广东，包括员工在内有华侨二百多人。12月16日至17日经过哲孟雄的大吉岭时，黄慕松了解到当地的华侨主要来自广州、梅县和山东三地，有一百多人，设有中华会馆。其中，梅县人主要从事皮鞋业，经营最好的是新复兴公司。

黄慕松在了解华侨团体及侨胞的情况后乐于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如1934年12月21日下午黄慕松在加尔各答召开茶话会招待梅县同乡时，了解到嘉应会馆建设的难处，即席表示在原捐助300卢比的基础上，再追加捐款2500卢比。1935年1月20日到访万隆华侨公会时，听闻该会主办的《华侨月刊》以灌输时代知识、宣扬祖国文化为宗旨后，应邀欣然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并题字“宣达侨情”寄予厚望。华侨公会的侨胞们大为高兴，在2月出版的《华侨月刊》第6期上即采用了黄慕松题写的刊名并刊出了题字。对于侨胞们的请求他也尽力帮忙，如1月24日在孟加锡会见华侨团体和侨胞后，他记述道：“李小轩兄嘱题集和会馆及李烈亚之‘莪术油’字额，允于回京后照办寄回。”

礼节周到 珍视情谊

曾有下属评价黄慕松与人交往中讲究平等谦逊，面面俱到，在与华侨社团和侨胞的互动中很好地印证了其一以贯之的为人处事之道。黄慕松每到一地，在受到中国驻当地官民的接待后，只要有时间他一定会亲自登门拜访领事馆、国民党海外支部。如果时间允许，他会不限族群地域尽可能多走访华侨团体。如在加尔各答期间，他除了拜访总领事馆、印度总支部、华侨工会醒侨支部、嘉应会馆外，还走访了四邑、东安、南顺等非客属会馆；在巴达维亚期间，除了拜访总领事馆、总商会、中华会馆、客属总会外，还走访了广肇公所、福建会馆等非客属会馆。如果还有时间，他还会走访接待人员或亲友。如黄慕松在加尔加答期间承总领事馆人员刘志达的陪同，1935年1月18日在拜访总领事馆后还专门看望了刘志达夫人；在巴达维亚期间承有关人员的接待，1月19日下午“往访沈选青、李笃彬、恩世弟、舞韶弟、许玛腰及案背陈君（陈隆吉）等。”

黄慕松1934年12月18日抵达加尔各答时，随员们宿于嘉应会馆举办的明新旅馆，因为还要会见尼泊尔代表，为了彰显大国威仪，自己下榻于价格相对昂贵的大东旅馆。12月22日在与尼泊尔代表会谈后即移寓明新旅馆，方便与华侨团体和侨胞互动。1935年1月15日抵达新加坡后，即先定购从爪哇经马尼拉再到香港的船票。经咨询可选择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乘坐当天的货船，2月1日可到香港；另一条是乘坐1月20日的过路邮船，2月4日才到香港。搭乘邮船比较舒适，但费用昂贵且需等多日，黄慕松不尚舒适奢华，决定还是购买货船票尽快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