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立

1930年，党中央为加强与全国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决定组建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划归其领导； 同时还决定，在上海和闽粤赣苏区之间建立一条独立的交通线，由周恩来负责。这条交通线从上海到香港、汕头，然后在潮州沿韩江溯流而上，经过大埔后进入苏区的这条线，始终没有受到破坏。它全程约3000公里，梅州的大埔境内有100公里，经高陂、银江、大麻、三河，入汀江至茶阳、青溪、长治，然后穿过崇山峻岭进入闽西赣南。这一带敌我交错，情况复杂，因此被称为“咽喉地段”。毛泽东在谈到这红色交通线时这样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党史专家称其为“看不见的生命线”。

为什么这条交通线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因为它的一端是上海党中央，另一端是江西瑞金。而以瑞金为中心的闽粤赣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最有创造性的根据地。

这条红色交通线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它输送了大批重要干部； 二是通过它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 三是通过它运送了许多重要物资。

输送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由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闽粤赣苏区的干部有200多名，这些人全都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大多是关键性人物，有的还是领袖人物。

输送干部是“中央（大埔）红色交通线”最突出的作用。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0年10月到1931年6月，也就是“六届三中全会 ”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这8个月，这段时间的重点是党中央向苏区派送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干部； 第二阶段是1931年6月到1933年1月，也就是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到博古进入中央苏区这19个月，这段时间的重点是党中央向苏区派送身份暴露的白区干部；第三阶段是1933年1月到1934年10月，也就是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到长征出发这22个月，这段时间的重点是党中央迁到苏区后随之而来的干部。

叶剑英是第一阶段由党中央派遣、由上海到闽粤赣苏区的干部。当年红色交通线的站长卢伟良曾回忆：“当我们在香港办理离境手续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气氛更为严重。这时传来了中共广东省委军事部秘书长梁剑英被捕的消息，随即谣言四起：叶剑英被捕了！叶剑英知道后置之一笑。”卢伟良护送叶剑英从香港坐船到汕头，然后徒步到澄海的黄岗圩，又走到大埔，从这里进入闽西，最终到达江西瑞金。叶剑英进入苏区后，不久担任了中央军委参谋部的部长。

与叶剑英同一时期到达闽粤赣苏区的还有项英、左权、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等。

周恩来是第二阶段由上海到闽粤赣苏区的干部。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叫黄平，他在上海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在三等舱里，他们找到一位“小广东”。黄平跟这个地下交通员打了招呼，把周恩来交给他，便匆匆下船了。这是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船上多是广东人。船向南行驶了几天后到达汕头。下了船，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画像先生。接着又有地下交通员前来护送，一路搭车坐船，穿越了重重关卡，由汕头到潮安，由潮安至韩江，由韩江过大埔，由大埔进入闽西，然后抵赣南。参与护送周恩来从上海到苏区的那个“小广东”是大埔县青溪人，叫邱延林。小伙子聪明伶俐，大胆干练，颇受周恩来欣赏。遗憾的是，他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周恩来化名伍豪，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时走的是水路，经大埔县的茶阳镇乘船到青溪镇的棣萼楼，然后经永定、上杭进入苏区。这一段，护送周恩来的有一位交通员叫邹日祥，共产党员。为了支持革命事业，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联络站。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为了保护多宝坑这个小站的安全，邹日祥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邹日祥本人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他守口如瓶，始终不透露半点有关党组织与交通站的机密，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周恩来到达多宝坑的那天晚上，邹日祥把家中饲养了多日的大鹅宰杀，用来款待客人，周恩来心里非常过意不去。整个夜晚与第二天的白天，周恩来等人都是在交通站屋后的草寮中藏身，一直到第二天太阳下山，他们才在邹日祥夫妇与交通员的护送下上路。1931年底，周恩来抵达红都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周恩来念念不忘这段经历， 1965年，他到广东视察工作，曾向当时的大埔县委书记张克昌打听邹日祥一家，同时询问大埔革命老区的发展情况。他始终把革命老区人民挂在心上。

与周恩来同一时期到达闽粤赣苏区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张闻天、潘汉年、钱壮飞、毛泽民、李富春、何叔衡、刘伯承、李克农、伍修权、聂荣臻、程子华、陆定一、邓颖超、董必武、周子昆、顾作霖、蔡畅、朱瑞等。

邓小平也是第二阶段由上海到闽粤赣苏区的干部。1931年7月，白色恐怖弥漫着长城内外，中国革命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影响下陷入低潮，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邓小平被批准到闽粤赣苏区去。到达闽粤赣苏区的邓小平担任过会昌中心县委的书记。

大埔茶阳同天饭店曾为邓小平等几十位同志提供过食宿。不幸的是，交通员孙世阶在1936年英勇就义。孙世阶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大革命转入低潮，他去了马来西亚，不久被当地政府发现，逮捕后驱逐出境。他回到大埔，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他第二次被捕入狱。1933年，他第三次被捕入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他由中央交通线转调闽西交通线，仍任交通员。1935年，由于叛徒告密，他第四次被捕。在狱中，敌人对其严刑拷打，软硬兼施，却一无所获。次年的2月，孙世阶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孙世阶牺牲时，其妻已有身孕。敌人企图斩草除根。党组织奋力保护，14天后，孙世阶的妻子生下一子，取名孙盖。

博古是第三阶段由上海到闽粤赣苏区的干部。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权。王明的跃升成全了博古。之后，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极大地震动了中共临时中央。周恩来被迫赴苏区，王明则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博古沿着周恩来走过的秘密通道，于1933年1月19日由上海来到瑞金。他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人，随着他进入苏区，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

博古一行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他拒绝了。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是毛泽东难熬的日子。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对人讲：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与博古同一时期到达闽粤赣苏区的还有瞿秋白、李维汉、林伯渠、陈潭秋、谢觉哉、凯丰等。

李德也是第三阶段由上海到闽粤赣苏区的干部。李德，真实姓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他到苏区后取中国名字李德，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为什么李德会到中央苏区？是因为不懂军事的博古需要他。

1933年9月，瑞金热得像蒸笼。忽地，从中央上海局发来一份密电，有两位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务必做好接护工作，确保万无一失。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女的是博古夫人何群先。年初，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何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何群先在上海已生下了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她陪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还可当翻译，她会讲俄语。保卫局长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当即着手认真布置。

博古和李德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的到来，对这片红色根据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负责护送李德的卓雄曾经回忆：“半夜时分，李德拎着一只手提箱和陈泮年、何群先一起上了一艘英国海轮，一路顺风，在汕头下了船。”李德在《中共纪事》中回忆：“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两天两夜，不敢出声。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枪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红军战士。”这几个带着毛瑟枪的红军战士便是红色交通线上的卓雄等人，他们会面的地方就是今天梅州市的大埔县青溪镇。

除了护送这些重要干部进入闽粤赣苏区之外，中央红色交通线还担负着一些特殊的迎送任务，例如：两次参加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有许多就是从这里到达瑞金。

传递情报

当年，远在上海的党中央要把形势、任务、要求，反革命营垒内的情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特别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等传递到苏区；处于闽粤赣交界处的苏区也需要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取得指示，获得支持。这些都有赖于红色交通线的运作。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六届三中全会把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把朱德等选入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12月上旬，中央一位大员通过红色交通线到了苏区，他就是政治局委员“江钧”，也就是项英。项英到了苏区以后，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区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央对苏区的领导。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4月上旬，上海一个三人团通过红色交通线来到苏区，它的正式名称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任务是在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三人团到来之后，中央苏区有了两位政治局委员和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项英、任弼时以及毛泽东。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旬，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经不到半数，于是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以上这些会议内容在苏区的传达很重要，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期间，除了中央精神的下达外，还有苏区情况的上传。比如：苏区发布土改政策，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等情况，就是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传递到上海。

这条红色交通线从1930年10月建立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整整四年时间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它保证了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大埔县的黄华、蔡雨青、江如良、孙世阶、邹日祥、郑启彬、丘辉如、余均平、余积邦、余川生、余均开等中共党员是这条红色交通线的主要骨干。卢伟良、杨雄、郑启彬先后任过交通站的站长。孙世阶、江强英、余川生、余积邦等在红色交通线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运送物资

这条红色交通线，经历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四、五次“围剿”。交通线运送药品、布匹，食盐、纸张、煤油、枪支弹药，通信器材等难计其数，为中央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下，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

当年的交通员顾玉良曾经回忆，他在汕头的几个月里，接待过一次来人，接运过一次货物，来人是肖桂昌从上海带到汕头的，货物是由上海运来的，大部分是蓄电池和手电筒。

交通线上关卡林立，凶多吉少，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为运送这些物资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把这些物资经过巧妙包装，比如无线电零件等一类的物资，有时会藏在猪油桶、罐头盒里，或放在竹制枕头中，重要的由交通员亲自携带，一般的则设法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捎带。

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党组织以开店铺为名，利用店铺作掩护输送苏区所需要的物资。大埔的同天饭店、同丰杂货店、永丰杂货店就是这类店铺。余良晋当时对外公开的身份是卖豆腐兼营杂货的小老板，实际上他是依靠“永丰”杂货店作掩护。李亚应和茶阳同丰杂货店老板的关系好，卢伟良就把他家棣萼楼作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大埔站的仓库。

1933年初，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经费遇到困难，需要苏区的支持。中央红色交通线坚决完成任务，先后运送黄金、银元、现钞等到上海，为白区里党的建设和地下工作赴汤蹈火。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年红色交通线上险象环生，却又安然无恙。

今天，当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回望那条“黑暗中前行，刀尖上行走”的红色交通线时，依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基层党组织落实中央决定的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依然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献身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这种精神弥足珍贵！

主要参考书目：《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广东中央苏区》（广东人民出版社），《为了共和国的旗帜》（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梅州日报社），《大埔党史》（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