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思深

康熙《镇平县志·卷四·人物志·人物列传（上）》载：

徐徽，字弘猷，邑桂岭人，崇祯二年岁荐。立身行己，一以范文正、陈太丘为法。教授里门，一时及门多知名之士。天启间，寇盗横行，多扳累良民。徽多为辩白，全活甚众。至今丘泌义等子孙三十馀家，每食必祝焉。崇祯间，寇踞石窟，三省皆为流毒。徽诣各宪，条陈建县以治之，竟如其议以行。凡县治学署，皆其住宅所捐也。后直指李公，行县给还地价。徽子一鉷辞而不受，以成其志。邑令胡公会宾、罗君明夔，咸称其父子济美，为诗旌之。

徐徽，字弘猷，是崇祯二年（1630）贡生。徐徽存身自立，行为有度，一切行为规范都以范文正、陈太丘作为榜样。范文正，即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陈太丘，即陈寔（104-187），字仲躬，颍川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古桥镇陈故村）人。是东汉时期官员、名士。他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其子陈纪、陈谌并著高名，时号“三君”。

徐徽在乡村中教书，一时间，投拜到他门下来就读的有很多知名人士。天启年间，寇盗横行，这样有许多良民百姓被诬为寇盗或被指为窝藏寇盗，受到连累。徐徽挺身而出，为之申诉辩白，因而保全了许多民众。直到现在，丘泌义等共有三十余家，因受到徐徽的申辩而存活下来，其子孙每食必祝，怀念徐徽再生之恩。崇祯年间，正如徐铿预测的那样，在平远建县，并没有消除石窟的寇乱。寇盗十分猖獗，霸占了石窟，致使粤赣闽三省都被毒害流传。因此，徐徽亲自到各级衙门，分条陈述建县石窟的好处。朝廷为更好地管治粤赣闽边境地区，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明崇祯六年（1633），确定拆分程乡、平远两县建县石窟。兴建县城县署，首先面临一个建设土地的问题，秉承祖先的遗训，徐徽捐出了自己的宅基地作建县衙用地。

康熙《镇平县志·卷一·舆地志·县署迁建》载：“县治在蕉岭之阳。建于崇祯六年，平远令沈惟耀先卜徐氏宗祠及贡生徐徽宅，时徽暨本宗义捐，移住县之左侧，后三不利于县令。崇祯十年，知县胡会宾改建于旧治之左，亦系徽住宅基捐出，是为今治。徽仍移住原地，徐氏复建祠焉。盖新旧两地皆徐氏所捐也。”

乾隆《镇平县志·卷一·疆域志·官署》载：“县署旧在蕉岭之阳。明崇祯六年，平远令沈惟耀，卜徐氏宗祠及贡生徐徽宅基创建。十年，知县胡会宾改建于旧署之左，亦徐徽宅基捐建，是为今署。”

从上文可知，徐徽捐出了自己的宅居地，徐氏宗族也秉承其先祖徐云崖的遗训，把徐氏宗祠也一同捐出来。不单如此，还是建而复迁建。后来朝廷特派巡视官员李公，巡查来到县里，指示给还补偿徐徽及其宗族以地价。徐徽的儿子徐一鉷坚决不愿接受，说这是先人的遗愿，一定要按先祖的意愿来做。当时的县令胡会宾、罗明夔，都称赞其父子济美。崇祯十七年任镇平县令的罗明夔有诗赠徐徽，并在诗前小序中说“时议设县捐地千亩衙署学宫悉其地也纪事一首”。诗云：

齐卿但肯安湫隘，汉胄何为请考工？

建议成城开镇邑，输财启宇仰徐公。

谁能一掷轻千亩，我到重关达四通。

太史若修人物传，好将彩笔表高风。

徐徽父子，自愿将宅基地捐赠出来，建造县署、学宫，一文不受，以成先辈遗愿。真正是高风亮节，为人称道。而在随后的新县城建设中，徐氏宗族的人还有不断捐助的义举。

而程梦简特别赞赏的是：“而弘猷以诸生建议，开万世草昧而城社之，尤士林中之特见者，宁独义捐其宅为可传哉？”他觉得徐徽以一介书生身份，建议置县石窟，开启了从古以来原始未开化的状态，使它从此变成了城池和祭祀地神的土坛，从此变成了人民休养生息的地方。这是徐徽作为读书人而又具有独特见解的一个人，一般人是不可能具有的。我们不能仅只看到徐徽把其宅基地捐出来这件事而才可传扬。历史上，人们只看到徐徽“凡县治学署，皆其住宅所捐也”，却很少有人提及石窟士民一再“呈乞移平远治城于其乡”，尤以“徽诣各宪，条陈建县以治之，竟如其议以行”。这样一个事件和它的过程都让人们忽略掉了。这里，徐徽“诣各宪”“条陈”，一再“呈乞移平远治城于其乡”是其因。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徐徽这种有“岁荐”的功名、地位、尊严的人去上下衙门行走呼号，就不可能有“如其议以行”的果。按说，在石窟建县是从徐氏石窟始祖徐云崖起的因，此后的徐氏宗族几代人一贯都持有这种心结，到徐铿发愤著书预言“六十年后将建县”，再到徐徽“诣各宪”“条陈”，到捐出宅基地建县署学宫，徐徽子徐一鉷辞而不受补偿，固然是徐徽“立身行己，一以范文正、陈太丘为法”的具体表现，也是徐氏几代族人言行一致、锲而不舍追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