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

母亲丘缘芳是25年前离开我们的，她的言谈举止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很苦的出身

母亲出生在梅县雁洋镇长教村式燕居中一个普通人家。我的外祖父很早就漂洋过海去了印尼，由于混得很一般，而且在那里又娶妻生子，对这边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接济。家中留下我的外祖母，要拉扯四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听母亲讲过许多她幼年的事，有些印象很深。

母亲兄妹四人填不饱肚子，于是就用谷糠做成团子来充饥。谷糠团子吃下去容易，要拉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怎么办？就用手伸到肛门里去抠，有时候外祖母会给他们抠，有时候兄弟姐妹会互相帮忙抠，有时候就只好自己抠。

母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因病早逝），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家中生活难以为继，走投无路，外祖母一狠心，就把她送给十几里外的别村人当了童养媳。母亲这个妹妹那时已经懂事且认路了，经常会偷着跑回家来。姐妹俩见面时手舞足蹈，兴奋异常；分离时抱头痛哭，泪流不止。妹妹送人后，按理说母亲在家应当受到优待，但并非如此。不少客家人重男轻女，实际上母亲在家中起顶梁柱的作用，烧火做饭、养鸡放牛、耕田种菜、砍柴挑炭……样样她都要干，样样她都会干。

苦难的生活铸就了母亲勤劳节俭、淳朴善良的品格，她很能吃苦，很能忍耐，意志非凡！

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

母亲多次和我们讲过放牛娃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放牛娃，一日，偶然在山中发现了两罐银子。他很高兴，于是，每天放牛时都去看一看，往回走的路上，动不动就唱起山歌来：“今年哥哥牵牛放，明年哥哥买牛骑。”主子听了很奇怪，放牛娃为什么会突然高兴起来？为了搞清原因，他想了个计谋，一反常态地给放牛娃买了许多花生吃。放牛娃不知是计，把吃过的花生壳丢在路上，丢在藏银子的地方。结果，主子发现了秘密，把银子挖出来，又装满了两罐木炭放进去。到了年关，当放牛娃高高兴兴地挖银子准备回家时，发现银子变成了木炭。他每日以泪洗面，天天诅咒：“谁拿去了银子，买房被火烧，买地被水冲！”不久，忧郁而死。而主子拿到银子后，不仅做屋屋不成，买地地不存，而且祸及后代，整个家族既没有成大事的也没有发大财的。

母亲以此教导我们要行善积德，不要损人利己，否则不仅对自己没有好处，而且对后代也没有好处。

两件愧疚的事

母亲苦了一辈子，什么福也没有享到。

至今我还为两件事愧疚。

一是我想请母亲坐趟飞机，但是没能如愿。在她的一生中，曾有一次从广东省出发去辽宁省大连市探望在那里当兵的丈夫，曾有四次在黑龙江省和广东省之间往返探亲，总里程加起来有5万多公里，全是坐汽车、火车和轮船，一次飞机也没坐过。1998年秋天，医院诊断母亲患乳腺癌，癌细胞转移了，弟弟接她去深圳治疗。治疗结束的时候，我打电话跟弟弟商量：“可能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出门了，让她坐飞机回来！”可不知为什么，那时深圳与梅州之间的航班取消了，要坐飞机就得从深圳乘汽车或火车到广州，然后搭乘广州到梅州的航班。当时母亲的身体很虚弱，再这么折腾已经不可能了！

二是我想请母亲吃顿饭，但是没有办到。我1995年从黑龙江省调回梅州工作，回来以后就张罗买房子，但一摸腰包挺可怜。母亲知道我的窘境后跟我说：“别发愁，妈会全力支持你，如果还不够，妈会让你姐姐、弟弟、妹妹帮帮忙！”在母亲的号召和亲友支持下，我在1997年买下了一套房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买下房子还没有来得及装修，母亲就被诊断出患了乳腺癌，已经是第三期了。我难受极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母亲做了手术、化疗和放疗之后需要调养。我很想请母亲吃顿饭，一方面帮助她恢复体力;另一方面表达我这个做儿子的心意。离母亲住处不远有个酒店，开张不久，挺好的，我就打定主意请母亲去那里。说老实话，我当时的工资收入每月只有五六百元，也就是吃顿饭的钱，而且不敢奢华。我跟母亲讲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她一口就回绝了：“那要花很多钱的吧？不要浪费！”我只好把自己的想法暂时搁下。过了些日子，我又跟她重提旧事。她一边摇头一边摆手：“你们因为买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怎么还这样大手大脚呢！”她接着又说：“你的心思妈知道，就算妈为你们省下一笔钱吧……”从此我不敢再提此事。

善良且分明的人

我的曾祖母出身名门，祖上是清代的京官。我母亲是穷苦人出身，虽然与曾祖母的身世截然不同，但她嫁入朱家后，与曾祖母相处得特别好，两人相依为命，从没红过脸。

1960年，我们举家北上的时候，曾祖母一同动身。走到河南，得知远在印尼的大伯想变卖全部家产，回国到中原一带投资办纺织厂，加之又考虑到我们要去的北大荒人迹罕至、气候严寒、交通不畅、条件恶劣，爸爸妈妈决定将曾祖母暂时交给在郑州教书的二伯照料。没想到这竟是母亲和曾祖母的永别，两年后曾祖母去世，成为母亲永远的痛！

1970年，母亲阔别家乡十年后第一次探亲，她带着我和妹妹特意在河南省郑州市停留。她跟我和妹妹说：“要找到阿太的尸骨带回老家安葬！”但没有找到，她很失望也很难过。母亲和曾祖母感情甚笃，她病重时交代我们：“身后就葬在阿太生前选定的墓地里，与其为伴！”

我在1992年的春天就任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原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0团）场长，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有了孩子。已经退休且回广东省梅县定居的母亲再度北上，帮我照料家务。

当时，隶属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跃进山钢铁厂下马，交给我们农场管理，大量的善后工作潮水般一浪接着一浪地涌来。一天早上，我的家门口突然来了两辆大巴，从上面走下百十号人，全都是跃进山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他们有的直接进入我的客厅，有的或站或蹲，挤在我家门前的小院里。母亲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下子竟不知所措。她赶紧请大家坐下，并忙着不断地泡茶端水。过了好一会母亲才弄明白，他们是来上访的，在办公室没有找到我，于是就冲到家里来。母亲告诉他们，我一大早就下连队了，要到晚上才能回来。母亲承诺一定把他们反映的问题转达给我。母亲同情工人们的处境，和他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也不知她用了什么法子，这些人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临近中午了，母亲留他们吃饭：“我煮挂面给你们吃！”他们笑了起来：“您哪来那么大的锅，那么多的面……”恰好这时信访办的同志闻讯赶来了，把这些人接到了招待所。我晚上回来以后，邻居阿姨跟我说：“你妈可真行，这百十号人吃的面一下子上哪去找啊！找到了又怎么煮得过来呀？”我跟阿姨讲：“你不了解我母亲，她会不顾一切的！”

母亲心地善良。她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0团4营学校食堂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个女老师（北京支边青年）平时不挑食，好的赖的都能吃，但逢年过节，她就吃不下油炸食品和大鱼大肉。食堂的条件有限，母亲就从自己家里带来萝卜、白菜，用小灶给这位老师做萝卜丝汤、醋熘白菜，尽量让她吃得舒服。母亲不是一年如此，而是在这个岗位工作时年年如此。后来这位老师调回北京，每次我去北京见到她，讲起这件事时她就眼含泪花：“你妈这个人我感恩不尽，永不忘怀！”

母亲去世的那年我的女儿才7岁，现在已经是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且已经工作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日子里，她从深圳回来，晚上我们一起在归读公园散步时，我问她对奶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说：“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去买菜，这一来一去的路上，只要遇上了叫花子，奶奶一定会买味酵粄给他们吃！”

母亲生前搬过8次家，从未和左邻右舍发生过冲突。她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0团团直的卫生队、4营营直的服务连和中学工作过，口碑极佳。她的一生中，和亲属、族人、同事、邻里很少有磕磕碰碰、恩恩怨怨，即使有她也从不跟我们讲，一句都不讲，哪怕是那些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纠葛也不讲。有些我们道听途说的事，试探着问问她，她一口回绝：“讲这些干啥？既增加你们的负担，又无济于事，是非曲直你们自己去判断吧！”她极不情愿后代人卷入前代人的矛盾漩涡中。

“嫁鸡随鸡”

我家祖上算得上名门望族，从我这里上数四代，在当时当地可谓名声显赫，但到了祖父辈，家境就开始衰败了。母亲嫁入朱家后几乎没有享受到一个殷实富足家庭的多少荣幸，却为此受了许多连累和委屈。在她最遭罪的时候，外婆曾试图劝她改嫁，被她一口回绝了。母亲对嫁入朱家无怨无悔！

母亲新婚不久，鸭绿江对岸燃起了战火，她毅然决然地送丈夫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8年，父亲随部队集体转业到了位于祖国东北边陲的“北大荒”。那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个人迹罕至的亘古荒原！夏天蚊虫肆虐，冬天雪花飞舞。当年共和国上将王震率十万复员转业官兵去开发那块神奇的处女地，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是今人难以想象的！父亲安顿下来后的第二年回老家来接我们，母亲二话没说，告别家乡，告别外婆，和我们一起北上。

“文革”时期，在营部中学教书的父亲因海外关系被下放生产连队劳动改造，临行的时候母亲认真给他收拾行李，被子、褥子、衣服、帽子、手套、水鞋、牙刷一应俱全。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困难的时候母亲对他格外呵护。

父亲四五岁的时候被我祖母从印尼送回国内，从小跟我的曾祖母长大，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每当父亲不开心的时候，母亲都尽量忍让，表现得特别大度。她从不说过头话，从不做过头事，在家即使受了天大的委屈，出到外面依然风平浪静，静得就像大山中的一潭深水一样。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后来母亲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交代的同时，对父亲今后的生活以及他的身后事也留下嘱托。母亲去世后，父亲在我们面前提起她总是泪雨滂沱。

行侠仗义

在母亲的同事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大伙叫他老郝头，但母亲却称其为老郝。老郝曾在国民党傅作义将军的手下当过连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人们冷眼相看的。我们见到他时，母亲叮嘱我们要叫他郝大爷。母亲这样做，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我对郝大爷知之甚少，只听说他打过日本鬼子，有文化，不多事，干活有板有眼，摆弄菜地很有一套，对老伴和抱养的女儿特别好，经常应左右邻居孩子们的要求在煤油灯下讲故事，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我跟我太太谈对象的时候，起初母亲不大同意，因为我比太太大3岁，母亲担心这个年龄差的夫妻一辈子总吵架；另外，我属狗，太太属牛，母亲怕“狗斗不过牛”，儿子吃亏。我们家住在营部，郝大爷住在营部附近的三连，恰巧他和我太太家是同一幢房子的邻居。于是，母亲就向郝大爷打听我太太的情况。郝大爷告诉我母亲：“在三连那帮女孩子当中她是数一数二的！”没想到母亲就是凭着这位曾是国民党连长的一句话，点头成全了我们的终身大事。

我在北大荒读书的学校里有位叫霍彦娟的老师，当过我小学时的班主任。“文革”开始后的1968年，因政见不同，她的人生在一夜之间跌入了低谷。她接受不了眼前的现实，把自己封闭在屋子里，连着两天不吃不喝，想要一死了之。宿舍的同事怕受牵连搬走了，周围的朋友不敢接近她，她走到了生与死的十字路口。第三天早上，迷糊中的她突然听到门吱呀地响了一下。躺在炕上的她一扭头，只见一个系白围裙的熟悉身影转瞬即逝，再一看门后的小桌上，三个热气腾腾的大包子静静地放在那里，啊……竟然会有人送饭来？一股热流暖遍全身！是谁呢？她确认是我母亲，但又不敢相信就是我母亲，因为她知道我家有海外关系，正在岌岌可危之中，这样铤而走险，万一传了出去，后果不堪设想。这个人的举动和那放在桌子上三个热气腾腾的大包子给了她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她坚强地站了起来。这件事在好多年里她都不敢问我母亲，也不便问我母亲，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她才问我母亲：“是您吗？”母亲微笑着回答：“没错！”她见母亲把这么一件冒险的事，说得那样轻松那样坦然，心生敬佩，心存感激。我长大参加工作后，霍老师不止一次跟我讲过这件事，她说：“没想到一个农村出来的普通妇女竟能如此侠义！”2012年11月，霍老师等12位老师相约从北京、上海、天津来梅州看望我父亲，在餐桌上回忆起我母亲，她眼含热泪地说：“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永远都忘不了她！”

1970年，阔别家乡10年的母亲带我和妹妹回梅县省亲，住在外婆家。那时妹妹7岁，一次吃饭时不小心打了一个碗。外婆家里的生活不富裕，心疼得很，责怪了妹妹一番。母亲把一切看在眼里，既没有顶撞外婆也没有打骂妹妹。她跟外婆说：“孩子小，原谅她，我会赔给你！” 第二天，她叫舅母找副担子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家桥溪村（离外婆家不远的一个自然村）。母亲打开“继善楼”里自家的房门，把锅碗瓢盆装满了两个大箩筐。她跟舅母说：“这就算我们的补偿吧！” 舅母当时目瞪口呆。

爱子如命

母亲膝下四个孩子，姐姐、我、弟弟和妹妹。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兄弟姐妹因为某种原因需要从母亲身上割肉的话，母亲会义无反顾的。

我们兄弟姐妹的孩子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我们成为六口之家的初期，仅靠父亲每月60元的工资过日子，赶上过年过节还要给在广东农村的外婆寄一点，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家里几乎没有借过钱，一家人的生活有滋有味。我们从来没有穷的感觉，也没有饥饿的恐惧，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得很幸福、有尊严！

1980年，我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保送到“八一农垦大学”读书。每到寒暑假，母亲为了满足我的胃口（我喜欢吃母亲做的红烧猪肚和红烧猪肠子），会提前到营部的杀猪房去接猪“下水”（内脏），这样便宜，一副只要5元钱，但弄干净很麻烦，但她为了我不辞辛苦。有时候，要这种东西的人比较多，杀猪的人挺为难，母亲就会低三下四求他们：“给我一副吧，我儿子要回来了！”

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干得挺开心，18岁提了干，20岁入了党，25岁当了连长，28岁干上了组织部长，32岁就任场（团）长。我原本并不准备回老家，但经历了三件事后我改变了主意。有一次我探亲回来，经过7天的长途跋涉，到家已经是下半夜了，看到母亲一头白发，戴着老花镜，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打毛衣一边等着我。父亲说：“她这样苦苦等待已经3天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有一次我探亲回来，邻居跟我讲：“朱仔，想想办法调回来吧，你阿妈跟我们闲聊时总会叹气流泪，说她心头还有一块肉丢在了北大荒！”还有一次我探亲回来，头几天非常高兴，没过多久心中就七上八下。启程返回的那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母亲就爬起来，怕惊醒我不开电灯，点上蜡烛为我烧水、煎蛋、煮汤……她一边忙着一边掉泪。其实我早就醒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到母亲的抽泣声，心里那个滋味啊，就别提了！什么叫“骨肉分离”？什么叫“儿行千里母担忧”？只有尝过那种折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从那天早上起，我就暗自思量，不管外面的前程多么好都不能留恋，趁母亲健在赶快回到她的身边。

节俭成癖

母亲是1960年离开广东省梅县前往黑龙江省北大荒的，那时外婆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和我的舅母相依为命。外婆和母亲之间，一个天南，一个地北，相隔千山万水，彼此的牵挂可想而知。直到1970年，分别了十年的母女才得以相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母亲为了我们一家人的生计，舍不得花路费。

1992年，母亲二次北上帮我带孩子，次年外婆去世。她听到噩耗冲出门外，在我的小院里，面向南方长跪不起，失声大哭。她没有跟我提出奔丧的要求，我心里清楚，除了我工作忙，她实在走不开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她不想让我破费。

1984年，母亲退休后回到老家。为了照顾当时已经调回梅县华侨中学教书的父亲的生活，他们在县城租了套房子。母亲向周围邻居打听到只需2万元左右就能建一座很不错的房子，但即使这样她也无能为力。她没有多少积蓄，又从不肯伸手去借钱，于是决定从牙缝里省。

我回到母亲身边后，有天晚上独自到外面散步，路过旁边的菜市场时，发现昏暗的灯光下有个似乎熟悉的身影在那里上下左右寻觅，一会蹲下，一会站起，一会辨认，一会整理，手里还攥着什么……我不经意地走过，没一会，突然感到不对劲——母亲！回头一看，果然是她。她利用市场收摊、清洁工还没有动手打扫卫生的空当，从商贩们丢下的蔬菜当中挑选那些弃之可惜的部分。我太了解母亲了，一下子就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很少白天出去买菜。我没有走过去，站在暗处远远地注视着她，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那日的聊天

1999年1月15日，我没有去上班，陪病危的母亲待了一天。我明显地意识到上班的机会还有得是，但同母亲聊天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们说到我的一个表兄，已经做了县政协的副主席、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在当地挺有威望。母亲说“他是吃过苦的人，经历寒冬的人知道春天的温暖”，她特别相信表兄（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很要好），提出请表兄来看一看。她跟我说：“如果是风湿就治一下。如果不是风湿而是绝症，那就不要治了。把我送到一个房间，不用送吃的也不用送喝的，什么都不用管，让我走好了，我不能拖累你们！”她用一双慈祥的眼睛盯着我，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如果是风湿，那就是你们有福分，可以和妈多相处些日子；如果不是风湿是绝症，那你们就没福分和妈相处多久了！”我听了犹如万箭穿心！

这时候，母亲想大便。她要自己解决问题，但根本不可能，单一个转身都转不了。她要挪动一下右脚，前后不过20厘米，但就是办不到。于是，我搂着她转了身子，帮她脱下裤子，接着抱起她放到高脚痰盂上，而后又与父亲一起给她擦干净屁股。她觉得不好意思了，我却认为应该的，心中掠过一丝安慰。我小的时候，她不就这样屎一把尿一把地把我拉扯大的吗？

叮 嘱

1998年12月，母亲的病情加重了，癌细胞扩散到了肺上，咳嗽不止，整日整夜地坐在藤椅上，不仅睡不着觉，而且什么东西也吃不进去。她也许有了某种预感，27日晚上我去看她，她跟我说：“妈可能时间不长了，有些心里话要跟你说一说……你大小也是个官，做官千万不要贪！把心放宽一点，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在乎一时一地一事，一个人的胸怀要像大海一样宽阔，任何事情都装得下去！”她还说：“以前你工作忙，这些话没有机会很好地说一说，今天总算说了几句！”她听我说到一位熟人经济上出了问题，被隔离审查了，为之叹息。这时正巧弟弟从深圳打来电话，她接过话筒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问弟弟是否知道了此事，嘱咐他要引以为戒！母亲之前经常跟我们讲：“拿人家的东西算什么本事？给人家东西才是本事！有东西送人才是福气！”她在我们面前反复念叨：“有东西自己吃了蹲屎坑，送给别人扬名声！”这些话，我们一开始并不理解，也不当回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才逐渐体会到它的真谛！

1999年1月6日，母亲无法躺下了（双脚已肿得像面包一样），只好坐在椅子上过夜。我和妻子商量给她买一张可以躺下的椅子，以便于休息和全身血液的循环。母亲听说后反对，但我们还是不顾劝阻，去了家私城。我们把椅子搬回家，母亲一试，不行，椅子太低，她坐不下去，躺上又呼吸困难。另外摇椅晃来晃去，母亲受不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将椅子退了回去。妻子又买了一个椅子垫，回家一试还真挺好。母亲对我的女儿说：“你看爸爸妈妈是如何对待奶奶的？你以后要好好对待爸爸和妈妈！”

1999年1月11日，姐姐从深圳回来，见到从她那里回来才两个月的母亲一下苍老了这么多，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母亲不高兴了，当即批评她。母亲从小在苦水中泡大，性格刚毅，她自己极少哭，也不喜欢别人动不动就哭！母亲不止一次在我们兄妹四人的面前表示：“妈死后你们不要哭哭啼啼，高兴才对； 妈走完了人生，解除了痛苦，是件好事，不必悲伤！”

最后的日子

1997年6月，母亲站在凳子上取东西时不小心跌了下来，而后感到乳房有些不适。开始大家没当回事，以为摔伤了，过些日子就会好，没想到情况越来越糟糕，于是带她到市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在她身上发现了乳腺癌，已经转移，到了晚期。这对我们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母亲很快做了手术，接着进行化疗和放疗。

1998年10月，我们单位组织到庐山旅游。临行前，我到母亲那里坐了一下，并邀母亲一起去庐山。她说：“多好的机会呀！不行了，我走不动了！”到了庐山，我一直惦记给母亲买点什么，遗憾得很，庐山是个旅游景点，不是购物中心，没啥好买。走到“仙人洞”时，我突然想起外甥曾说过“姥姥行走越来越困难了，不知哪里能买个拐杖”，恰巧旁边就有卖，于是花了15元钱，买了一根庐山竹做的拐杖。离开庐山的前一天，我们去了“三叠泉”。那简直是一次历险，是对生命的考验，因为那里太深太险、太不容易上下了。导游说那里的水是从无人居住的高山上流下来的，绝对无污染。我当时就产生一个念头，灌一瓶泉水带给母亲，让她老人家虽然没能亲历庐山，却能喝到庐山的水。为此，我花高价在旁边买了一瓶矿泉水——不是为了要喝水，而是想要用那个瓶子。庐山水和庐山拐杖带回了梅州。一见到拐杖，母亲不高兴了：“买这个干什么？我不要！”我明白她的心理，她不屈从于命运，不想依靠拐杖来行走和站立，不愿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拐杖放在了椅子旁。当我拿出矿泉水瓶里装的庐山水时，母亲高兴了。我告诉她：“这水出于自然，没有污染。”她说：“难为你这么有心，这么远带回来！”我心想，这算什么呢？如果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能根治母亲的病，挽留住母亲的生命，我也会在所不辞。

1998年11月，母亲决意放弃在深圳的化疗，一是她怕花钱，认定花了钱也不顶用；二是她身体实在顶不了，再做化疗也许要命。母亲搭乘火车返回到梅州，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在江门市开会，没有办法接她，是妻子和女儿代劳了。这时母亲已经无法行走了，妻子通过火车站的关系让朋友把车一直开到了站台上。6岁的女儿很懂事，半年不见奶奶了，又是让座，又是搀扶，又是理顺老人家的衣着，母亲很高兴！

母亲回来后咳嗽得很厉害，一咳浑身疼痛难忍。妻子先以为是炎症，后问父亲在深圳做了透视没有？父亲说：“做了，胸前有许多肿大的淋巴。”妻子一听，心中凉了半截，肿大的淋巴便是癌细胞转移的证明。为了安慰母亲，我们决定打一段时间消炎的吊针。打吊针是妻子的两个徒弟帮忙，她们学过护理。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每次打针前，她都提前上一趟厕所，然后坐在那里静静地等。扎针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静静地看着。扎上针以后，她会和她们聊天，问她们吃饭没有？吃不吃水果？工作苦不苦？赶上她们工作紧张的时候，母亲会告诉她们：“去忙吧，有情况我会叫你们！”说实在话，打吊针对母亲已经无济于事了，但我们无法放弃。有一次打完吊针，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感到脚下轻松许多！”这样多少给了我们一些安慰。

1999年元旦，弟弟开了一部车从深圳回来，车上只载了妹妹和侄子两个人。放假的三天，我们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显得很高兴。弟弟、妹妹、侄子回去的那天，我们兄妹四人中最小的妹妹一想要走了，泣不成声。母亲见状不高兴了，她告诉妹妹：“我最不喜欢这样！”我和弟弟怕她们母女话别时自己也控制不住，赶紧拿起行李走下楼去。

这次他们回深圳，父母没有像往常一样下楼送行，因为母亲走不动了，而父亲要照料母亲。车上一切都收拾停当了，就要起步时，父亲冲到阳台上招呼：“等一下！”

片刻，母亲拄着拐杖从屋内走出阳台，探出头来，挥手为弟妹送行。母亲的表情很沉稳，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一切都不存在。我抬眼从楼下望上去，她是那样慈祥，那样坚毅！弟弟默默地打开车门，妹妹泪流满面地上了车，调皮的侄子此时坐在车里一声不吭。车子缓缓地驶走了，母亲静静地站在阳台上，目送孩子们远去。看着这一切，我心如刀绞，这不就是生离死别吗？

1999年1月13日的早上，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和妻子惊醒。天刚蒙蒙亮，此时来电话凶多吉少。我和妻子都很紧张，赶忙穿上衣服赶了过去。我先是看望了母亲，安慰她不要紧，很可能是天气变冷引起的；接着从卧室退回餐厅，问昨晚发生了什么情况。姐姐说：“妈一晚上都在呻吟，就坐在椅子上，一点也没休息！从客厅挪到卧室时，往日她可以自己走，昨晚不但自己不能走，别人扶她走时也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不远的距离，好像很远很远！”爸爸说：“今天早上她告诉我，可能不行了，两个人要分手了，要我为她准备衣服！”然后泣不成声。

1999年2月12日的下午5时，母亲永远地走了……

依照母亲生前的愿望，她被安葬在老家桥溪村旁莲花状的群山之中，脚下有一条清清的小溪，有一座深深的水潭。每年我都给她扫墓。母亲的遗像端放在我家住宅的顶层，每遇大事我会和她隔空对话。

写于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