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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去过兴宁公园了，不知道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公园中央的圆形歌舞厅还在吗？

记忆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我16岁，就读于兴宁艺校。有一段时间我可是天天都在兴宁公园歌舞厅驻唱呐。

说起读艺校，有点像讲故事。本来我是陪着初中时最要好的同学去艺校报名的，没想到我也因此进了这所学校。当时艺校的校长是我们初中时的音乐老师凌宵老师，因他上课喜欢拉二胡，而二胡又形似我们农村淋菜的勺子，因此，我们暗地里偷偷给他取花名“尿勺里”。也许因为校长是自己熟悉的老师，也许因为骨子里就喜欢文艺，总之稀里糊涂就成了艺校的一名学生。

艺校当时教学设施是非常简陋的，但是却丝毫不影响一帮热爱文艺的同学踊跃参与其中，在学校，永远都是琴声不停、歌声不断。因为受父母的影响或者是基因遗传原因，我自小就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父亲以前经常跟我说在我两三岁时便经常坐在门槛边旁若无人地唱歌。父亲拉二胡或弹洋琴，我站在旁边和着他的琴声唱歌的画面也经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记得三年级时，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我也曾上台独唱《我的中国心》。至今也有点不明白，小时的我是内向的，怎么那么大胆敢上台独唱？虽然当时家里穷，但乐器却不少。各种二胡、各式洋琴、口琴等琳琅满目或放或挂在父亲的房间里，被他当成宝贝一样宠爱着。父亲经常约上几个琴友一起和琴弹唱，他们弹累了便在我家吃饭。所有的乐器都是父亲自学的，这一点我特佩服他。父亲不仅会很多的乐器，唱功也是一流，他的反串女声尤其让人称奇。当时父亲想让我学弹洋琴，但有点叛逆的我却一点也听不进去他的话，现在回想是有些后悔的，有免费的师傅在眼前都不学，是不是傻？

本来父亲是不太同意我读艺校的，一来学费不便宜，二来还得买乐器。我当时选的乐器是比较方便携带的手风琴，价格是350元。这可是我那个刚当老师的哥哥几个月的工资呢。幸好远在郑州工作的舅舅回来探亲，他愿意和哥哥共同承担我的学费和乐器费，我才勉强进了艺校。

上了艺校，我唱歌节奏卡得特别准的优势便展现出来了。不久，听说刚建好的兴宁公园歌舞厅正在招人，原来驻唱的福建艺术团撤走了，急需本地人才接任。我和同学彭金灯（键盘手）、吉他老师李海红在负责人肖老师面前试合作了一把，三人便成了兴宁公园歌舞厅的驻场成员。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有些搞笑，因为我们上台既不化妆，也没有演出服，穿的就是平常自己的衣服，手上拿只麦克风就那么傻乎乎上台了。当然，我们下课后或周末白天会到歌舞厅认真排练，记得我唱的最多的歌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渴望》和《星星知我心》，除了我们仨之外，贝斯手肖碧波、在棉纺厂上班的鼓手陈文兴和主唱《敢问路在何方》的姜老师，另一个跟我差不多大、主唱《祝福》的小女孩也是我们这个无名的乐队成员。

演出费是按当天的营业额现付的，除了上交给歌舞厅负责人一定份额的钱外，其余的钱由我们乐队所有成员平分。印象中最深的是1989年春节，生意非常火爆，我们上午、下午、晚上各演一场。一天下来，每人大概能分到50多元，最多的时候每个人能分到七八十元，相当于老师一个月的收入了。当时的心情别提多爽！那段时间，我的学费、生活费、服装费等等都是自己负责，甚至农忙时为了逃避农活，我情愿给点钱让母亲请人替我的班。现在回想起来，那可真是我非常得意的日子呀。

乐队现场伴奏唱歌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感谢那段日子对我的锻炼。以前歌舞厅的观众特别热情，演出期间掌声几乎不断，也没有那些要陪喝酒等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一想到要演出便满腔热情，哪怕是排练也同样满心欢喜。记得有一次我哥还把他同学带来歌舞厅看我演出，那时真是挺有成就感的。

很多年后，我才突然悟到，原来自己16岁就开始加入打工行列了。18岁从艺校毕业后，一个人独自闯荡深圳，来到龙华小学任教，开始了真正的打工生活。时光慢慢流逝，往事飘飘又渺渺。多想把那抖落一地的尘事，连同我的青春一点一点地拣回来……

听说原来的兴宁公园现在改名兴宁人民公园，下次回兴宁，我定要去人民公园转转，去逛逛那熟悉又陌生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