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琼珍

在我十岁的那一年，我家起了新灶台。

很清晰地记得第一把柴火塞进灶膛的那一刻，火光照亮了爸爸的脸，爸爸的表情是凝重的。凝重的不只是爸爸，还有边上的妈妈和两位砌灶师傅。

火焰的亮光在爸爸的脸上跳动了好大一会儿，大家的表情终于轻松起来，爸爸说：不回火，两位师傅点头：火很顺。妈妈忙着把准备好的谷子撒进锅里，口中念念有词。

那是真正的大灶大锅，我得双手撑住灶台，探出身子才能看到锅底。前后两口大锅，谓之“前锅”和“后锅”，前锅煮菜，火势的尾部深入后锅，这种火势的微力正好温着已经煮好的菜或是用于洗澡的热水。两口锅的中间，靠墙的一侧，是“侧钵”，放的是一个不大的陶钵，可以容得下一脸盆水，早上洗脸的温水由它供给。

我是喜欢这灶的。尤其在冬天和初春的时候，我从学堂放学，一边跺着发麻的双脚，一边往手心里呵着气，然后一抬头就远远地看见自家烟囱里有烟欢快地升腾起来，这烟让我的心暖暖的。于是我的脚步也欢快了起来，一溜烟跑回家钻进厨房，麻溜地躺在“柴角”里温暖绵软的松针上面。

土灶前的生火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妈妈一会儿嫌我把火塞得太浅，火苗还在灶前，还没够得着锅底呢，就没了，那得多浪费柴火；一会儿又嫌柴火塞得太深，“前锅盲滚，后锅胖胖滚”，也是费柴火；火该猛的时候不猛起来，菜没有香气；该弱的时候又没有弱下来，菜过火了。后来才知道，所有火候都是在看着煮的过程进行预判的，在妈妈一个劲儿地责怪当中我慢慢摸着了一些门道。

当冷雨天锁住人们的双脚，无法去菜园子里找菜的时候，妈妈用头年留下的红葱头，烧上一碗热乎乎的红烧豆腐；或者在外劳作淋了雨，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姜丝咸菜米粉，都足以抚慰每一个被寒冷和饥饿双重撩拨的胃。而坐在灶前塞火的我，在看妈妈把锅铲抡得无比灵巧的过程，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天冷的时候，我们是不把菜们端上饭桌的，我和妹妹舍不得离开温暖的灶台。通常是我和妹妹挤坐在柴角里的松毛上面，妈妈坐柴角边的凳子，爸爸另搬一独头凳坐在灶台边上。待妈妈收拾碗筷的时候，我和妹妹还在贪恋灶膛里闪烁着落日余晖般的灰烬。

其实我的灶台记忆是还可以继续往前推的，那是阿婆日夜张罗的那一眼灶台。想着那眼灶台的时候我总是要把自己的右脚抬起来，看着它左边那条长长的疤痕。在我幼年的时候因为抢着要做塞火官，我从柴角的凳子上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烧红的火钳就烙在了我的脚上，那是一个还没有记忆的年龄，根据妈妈描述疗伤的过程是一个痛苦又神奇的过程。但这个灶台给我留下的伤痕已完全被所有的温暖覆盖。冬夜里，阿婆在火笼的瓦钵里装上响炭，再把灶膛里刚刚熄火的余烬铲出来盖在上面。漫长的冬夜，我和阿婆的双手双脚就靠着它们取暖。

阿婆总是盯着灶膛里的火沉思，她说火会说话，当火呼呼叫时，准是有好事。在阿婆的世界里，最大的好事当然是她唯一的亲生女儿——广州的姑姑回家。终于有一次阿婆又再一次说火呼呼叫的时候，姑姑真的回来了，这让我和妹妹就相信上了火真的会说话。把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的阿婆对着灶膛火沉思的剪影，成了我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

上初中时有一小段时间，妈妈和爸爸、妹妹都在镇中心小学住校，我每天放学后喂猪、喂自己，早上五点，冬天的天还没亮，我的灶膛里就生火了，我算计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煮好饭，喂猪喂自己，然后去二里外的学校。独自坐在灶台前的我，望一眼黑乎乎的窗外，再回头望灶膛里跃动的火焰，对自己的前程有着诸多的幻想。

中考出成绩的那一天，面对自己不理想的成绩，失落感重重地压在心头。我坐在灶前，一边往灶膛里塞柴火，一边想起那么多个孤独的冬晨，那么多个奋战的日夜，终于顾不得妈妈还在锅前炒菜，遏制不住放声宣泄。

多年以后，关于灶台的记忆，儿时的诸多温暖画面、阿婆的灶前沉思和我在灶前放声大哭的场景就会在我脑海里交替呈现。人生熙攘繁复，一方灶台所承载的，并非只有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