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梁

小时的玩伴，至今还有交往的，只有五六个。其中绰号叫“栗壳”的张老师，与我是从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两年还是同桌呢。

为何叫他“栗壳”？首先，是他的额门高，头颅大，外形就像栗子。最主要的是他的性子硬，像硬邦邦的栗壳。有一次，同学要试试他的脑袋，用食指骨节打了他一个“掴戳”，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从此，“栗壳”的大名就传开了。

他出生于兴城北街，一家住祖屋偏房，向街独自开一门。他的祖先中出了进士张京泰，在肇庆府做官，一生清廉守节，未置家产。据张老师说，进士公就出生在他住的偏房内。屋门上头留下“石圃书屋”三字，而祖屋大门悬挂钦赐的“进士”牌匾。牌匾原挂张家祠，后因改建粮仓丢在墙角，是他的父亲搬回来挂在祖屋大门上方的。

“栗壳”读书挺聪明，我们经常在城外捕鱼、游泳，课外都在玩耍，但他的成绩却比别的玩伴好。记得有一次我从单杠上摔下来，右手手腕骨折，绑着夹板，不能写字做作业，全都由同桌的他替我完成。我的各科成绩还算良好，就是音乐拖后腿，经常只得3分（满分是5分）。但有一次例外，那次考试是双人合唱，他只得了3分，而我得了4分。我明白，是我沾了他的光。

上五年级时，我班的玩伴多数留级，只有我和他少数几个升了级。有一次，留级的那伙人约我俩出去玩，我们没去，招来误会，于是反目成仇。他们挑了几个人来寻衅，“栗壳”接受挑战，结果打败对手。此后他们不敢再来闹事。

过了一年，我和他在上学的路上，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矛盾，结果从此不相往来。上初中后我们不在一个班，也就一直没有接触过。上高中我们不在一个县，更无见面的机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期我们都在家中当“逍遥派”。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他自学中医，一家老小有病，不去医院看病，他开个药方就能搞定。转眼到了1968年11月，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全国。他是家中的老大，下有7个弟妹，父亲只是普通工人，母亲没有固定职业。他与一个弟弟都是下乡的对象，他与弟弟硬顶着不去。他买了一辆板车，两兄弟每天起早摸黑，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载石灰，卖苦力。

有时当天不能回家，就在半路找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过夜。有一次下坡时翻了车，幸得他机灵，才躲过一劫。虽然十分辛苦，但总比下乡一年到头拿不到几个工分钱要强。但是不久，他们一家便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板车被没收了，人被抓去“学习班”。那几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他被橡胶厂招去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时，“栗壳”考上大学，毕业后在惠州当了中学教师。

退休后，我们每年都见面。2011年暑假，他邀我和几位发小到他的住家玩。学校宿舍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当时正值夏天，他把仅有的一间空调房让给我们住。住了两晚，下了两次大海，重温小时“狗刨式”的游泳，仿佛又回到我们快乐的童年。

这一年秋天，我们两对夫妻相约去北京旅游，尽兴地玩了半个月。第一个景点选择登八达岭长城。他趿拉着一双拖鞋，上到半途，不小心脚崴了。怎么办？眼看着一位腿残的老外拄着拐杖往上爬，他也想上，但没走几步就坚持不了。看到他红肿的脚踝，只好劝他蹲在墙角休息，我们三人继续登上顶峰北八口。据他说，他带了三双鞋来，偏偏把运动鞋落在旅店里了。回到住地后，搽了点药酒，第二天又照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起在颐和园里荡舟，又携手登上西山俯瞰北京城全貌……

几年前，他最小的弟弟患了癌症，弟媳和儿子不在身边，他这位大哥年近七十，离家去照顾弟弟，还带去一大堆家藏的药书，一边研究，一边为弟弟开中药，服侍好几个月后才离开。手足情深胜夫妻，被亲朋邻里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