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金星

最近，脑海中总浮现出小时候在山村求学的一些片段，有欢快，也有苦涩，一切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我是20世纪70年代初上小学的。记得上学第一天，家里事先没有为我准备书包，父亲匆匆忙忙找来母亲走亲戚时用的碎花布袋作为我的临时书包，我是死活不肯接。后来，父亲塞给我一枚一分钱的硬币，好歹才把我哄住，我才勉强跟着年长我几岁的细姑去上学。这是我所能记起的小学入学第一天的情景。

我也许是一块读书的料吧，入学后班上考试总拿第一。记得有一本专门用作考试的算术本，从头到尾每次考试成绩都是100分。第一学期中段考前夕，班主任潘老师在一次课前突然宣布我为班长，并叫我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像做错了什么，歪着身子站着，低着头一言不发。老师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忍心难为我，于是指定另一位同学为班长。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依然是班上最好的。第二学期开学不久，班主任把我叫到他房间，说还是由我来做班长比较合适。这次我不再推辞了。直到初二，从学校毕业，都是我做班长。

“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的思潮严重泛滥，许多人无心向学。为了扭转这种不良风气，校长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就是上门送“三好学生”奖状。一天中午，校长带领全校老师，从村头走到村尾，敲锣打鼓，去给上学期评为“三好学生”的学生家长送喜报。这吸引了许多村民和学生前来围观，场面很是热闹。父亲也在众人的羡慕目光中接受了校长亲自颁发的我与弟妹三人的“三好学生”奖状，算是风光了一回。

那时劳动课非常重要，高年级班每周有两个下午上劳动课，低年级安排一个下午。老师带着我们到河对面的山坡上垦荒开地，修筑梯田，种下花生、黄豆、番薯、甘蔗，给学校创造了一些经济收入。每年种花生的场面总是非常热闹，有些高年级的同学比较调皮，一边给开出的土穴撒播种子，一边把花生种子往自己嘴里塞。为防止学生“作弊”，老师想了个土办法，事前将花生种子放在煤油里浸泡，以为这样学生就不敢造次了。没想到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照样当着老师的面，用手指轻轻一搓，将花生种子外皮去掉，丢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起来，把一旁的老师气得哭笑不得。

读小学时，有一年冬天，我与班上两位同学合伙打捞河沙挣过一笔小钱。记得那是在十一二月份的时候，大队部门口的墙上贴出一张大量收购河沙的海报，这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每百斤河沙收购价为七分钱，这点钱在当时只能买到两根冰棍。但在来钱不容易的年代，无论对大人还是小孩，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中午时分，小河里河岸上到处挤满了捞沙挑沙的人，大家为了那点钱都豁出去了。我们三人一组，两个人在河里捞沙，一个人负责挑沙过磅。我负责捞沙，站在没过腰身的冰凉的水中，用脚尽力把河沙往畚箕里搅，慢慢提起，送到岸边堆好，方便同伴挑运。早已忘了我们仨最后到底挣了多少钱，只记得身子泡在冰冷的河水中直打哆嗦。

从五年级升上初一，邻近学校并过来10多个同学，班里的人数陡然增加了不少。除语文、数学外，增加了自然常识、农村机电和英语等科目。印象最深的还是农村机电这门课程，教的是虹吸原理、喷雾器原理、拖拉机原理等基础知识。由于是新开设的课程，没有专门的师资，学校争取大队支持，将开中型拖拉机、家庭出身又好的一个高个子青年拉来负责这门课。由于是临时凑合，又缺乏教学经验，这位新来的老师显然并不受大家的欢迎，往往是他在台上卖力地“讲”，大家在台下认真地玩，但后果却很严重。中段考试时，全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各学校初一年级学生进行教学质检，互派老师进行监考。考试结果出来后，农村机电一门，我们班“全军覆没”。我只考了20分，还是全班第一，大部分同学只考了10分或5分，甚至有个别同学得了0分。

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人生早已翻篇，而山村求学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