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海

去年年底的一天，我收到北京师范大学来电，邀请我出席2023年“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暨钟敬文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接到这个信息，我顿时意识到先生已离开我们20年了！霎时间，与先生认识相交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一

1983年，我在嘉应师专（后改为嘉应学院）中文系工作期间，由广东省民协推荐参加了由钟敬文先生主持的全国“首届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三十多个民族的一百八十多名学员聚集中央民族学院，聆听钟敬文、费孝通、杨成志、容肇祖、刘魁立等著名学者讲课，为期一个月。

讲习班结束后，我到北师大“小红楼”寓所拜访钟老。“小红楼”坐落在北师大教工区，钟老的儿子、北京社科院的钟少华热情迎候。

走进钟老的书房，眼前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墙上最显眼的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书法条幅，以及用镜框镶着的钟老与柳亚子先生的合照。照片中的钟老还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身材魁梧，风度翩翩，旁边那位面容慈祥的恂恂老者，则是柳亚子。从这张照片，可知钟老与柳亚子的交谊非比寻常。

书房茶几上摆放着客家风格的茶壶，让我想起钟老是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的客家人。此地是客家人与潮汕（福佬）人彼此交融、互相影响的地方，俗称“半山客”，所讲的方言带有“两句福佬三句客”的特征，故又被称为“潮汕客家”。

钟老从里间来到书房。他身高体朗，着一身旧式长衫，对我这位广东老乡特别热情。他操夹杂着客家口音和潮汕口音的普通话，亲切了解我一个月来培训班的学习收获与体会，询问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况。

钟老听说我来自广东梅县，话题便转到梅县与客家文化。他说：“梅县是文化之乡，客家有很丰富的文化值得研究。”记得钟老早在1927年就编过《客音情歌选》，当我谈起客家山歌，钟老仍很熟悉，他说：“梅县同志近年来编的几本客家山歌录我都看了，还是不错的。客家山歌要继续整理，理论研究也要搞起来。客家民俗资料丰富，很多东西可研究、挖掘。”

我告诉钟老，我正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梅县客家先贤黄遵宪进行研究，他听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是黄遵宪研究一个新的视角，值得好好挖掘。他接着说，黄遵宪的民俗研究特别重视民间歌谣，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特地收入九首客家山歌，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恐怕是一个创举。钟老认为，广东是民间文艺的宝库，就歌谣而言，除了客家山歌，还有粤讴、輋歌、咸水歌等等，所以“粤俗好歌”名副其实，也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

谈到治学问题，钟老强调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不要搞市侩作风，不要追逐名利。他说：“要甘于‘默默无闻’。你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工作，做出了成绩，对人民有贡献，这‘默默无闻’实际上是‘赫赫有闻’了。”

钟老兴致很高，侃侃而谈，一点都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就像亲友间在拉家常。我向钟老表示，回去后拟争取学校领导支持，把客家民俗研究做起来，并拟在自己参与主编的《嘉应师专报》做个客家民俗增刊，不知钟老能否为我们的报刊题字？钟老欣然应允。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告别时，钟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广东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之一，回去请告知广东的同志，希望民俗学会早日成立起来。”望着老师慈祥的面庞，我深深为之感动。

带着钟老的嘱托，我回校后向学校与中文系领导汇报，得到领导大力支持。1983年11月13日，梅州第一个客家研究学术团体——嘉应师专客家民俗研究会正式成立。同年12月16日，《客家民俗》作为《嘉应师专报》的增刊创刊，创刊号由钟敬文教授题写刊名，并刊发了钟老为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写的《五绝二首》和启功先生的书法，同时刊发我撰写的《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钟敬文》的专版文章。此文后被选入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一书，记录了这位学术泰斗与梅州客家研究的不解之缘。

《客家民俗》面世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海《采风报》、北京《民间文艺通讯》与泰国《新中原报》等先后做了报道。著名学者乌丙安、谢健弘、罗冠群、曾昭璇等寄来贺词与诗文。这个时期，嘉应师专掀起一股客家研究的热潮。广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客籍学者萧亭先生说，《客家民俗》的创办“掀起了客家研究热”。

1984年，梅州举办“元宵节文艺晚会”。钟老特介绍他的一位研究生、日本庆应大学的中原（广田）律子女士来梅州采风，并嘱我全程陪同。几天里，我们有选择地走访了一些山村乡镇，采集哭嫁歌等相关客家歌谣，并与民间艺人座谈，还专门观摩了元宵节晚会。虽然中原（广田）律子此行没有采集到更多的哭嫁歌，但对这位来自异域热爱客家文化的外国留学生，梅州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使中原（广田）律子颇为感动。钟老为此很满意，后来他告诉我，中原（广田）律子学成返国后，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

1985年，我从梅州嘉应学院调到深圳市文化局工作，钟老嘱我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把民俗文化研究搞起来。在深圳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发起创办了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开始挖掘深圳人文历史资源。适逢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等发文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谚语“三套集成”，我便带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同仁深入民间普查采集。1991年，我与苏伟光主编出版了本土史上第一部《深圳民间歌谣》（以客家山歌为主）。与此同时，我发现在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条件下，深圳这座各地移民共处、多种方言混杂、新风旧俗渗透的城市，出现了不少新的民俗文化现象，于是我对此关注并跟踪调研。

1988年，“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我提交的《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引起广泛关注，对深圳因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带来人口结构、生产方式、文化观念的变化，及其产生的新民俗文化，引发与会者热烈讨论。此文在北京《民间文学论坛》发表后，全国有20多家报刊转载，并先后获得中国民间文学论坛“银河奖”和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钟老对这次理论研讨会很关注，并托人告知：“请转告杨宏海继续努力。”

同年11月，我有幸作为深圳和广东民间文艺界的代表，被推荐赴京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11月8日下午，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

那天，钟老显得特别高兴，他专门召集民间文艺界代表座谈，激动地说：“现在是文化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不遗余力呀！”

三

1989年11月，钟老南来深圳考察，住在深圳迎宾馆梅园，四天时间由我全程陪同。其间参观了深圳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以及正在兴建的“中国民俗文化村”等地，我就深圳方兴未艾的新民俗文化现象向他作了汇报。钟老对此很感兴趣，他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会出现都市新民俗文化，对这种现代民俗也要抓紧收集和研究。民俗学就是要研究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做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问题研究并重，从而把这门学科不断向前推进。钟老还应约为我主编的《深圳民间文艺》题词：“搜集、研究和发扬地方民俗文化，是我们国民的庄严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创造的需要。”

最后一次见钟老，是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在百忙中与我座谈，谈了不少问题，比较突出一点是“要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学派”。钟老认为，中国的晚清时期，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人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他们当时阐述民俗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鉴了西方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说，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接续的，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前后兴起的北大歌谣学运动，在现代民俗学建设上迈出新的一步，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时至今日，中国民俗学已到成人期，需要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学派。而建设中国民俗学学派，必须在学术上形成中国特色，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丰富世界民俗文化的宝库。

2002年，钟老以百岁高龄去世。据钟少华说，钟老临终遗言只有两句话：“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我想回广东老家……”

回想起来，钟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以及“眼光向下”的学术精神。他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导师与楷模，让我受益终生。我除了在钟老支持下发起成立客家民俗研讨会，学习钟老关注民间文艺、主编出版《深圳民间歌谣》之外，也在深圳率先关注并倡导研究基层劳务工的“打工文学”。2004年我与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被梅州市聘为市战略顾问，于是共同联合梅州、广州、深圳三地研究力量，编纂一部客家与梅州书系，并于2006年出版，共八本，成为广东省第一部客家研究丛书。2009年，深圳市成立首批文艺名家工作室，共七人，我主持的“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名列其中。近年来，我领衔并与工作室团队专家开展深圳客家研究，于近期出版了《滨海客家》一书，为“客家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得益于钟老精神的引领与指导。回首往事，令我感念不已。

2023年3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文联、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相关单位承办协办的“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暨钟敬文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里见到了许多钟老的弟子们，大家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钟老的师生情谊，从多角度探讨了钟老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体系，一致认为，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继承和发展钟敬文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广东省政府省情专家库专家、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