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从梅州来到深圳的文化学者杨宏海先生，其学术著作《我与深圳文化》洋洋130万言，是深圳文化、客家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卷，涵盖《文化深圳》《都市百态》《打工文学》《阳光写作》《创意无限》《客邑人文》《月照围楼》《编外钩沉》《纪事珠链》等9章内容。可谓体制恢宏、思维缜密、涉猎广泛、勘探深入，系统反映作者近30年的文化历程与学术成就，包括他在深圳特区文化各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承载了这位从客乡沃土走出去的文化学者，在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与客家文化血肉相连的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累累研究硕果。就我个人的感觉，尤其对其“打工文学”研究与客家文化钻研，兴致更浓，可视为更具个人特点的独特贡献，可谓建树不凡、价值存焉。

作者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叙事策略，重构一部包括“我”在内的上千万深圳普通人的文化发展史，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显然同我们通常见到的教科书上的历史人物的历史一样，也具有研究价值，且是对“庙堂历史”的必要补充。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宏海还创造性地进行“多重互证”的“互文”式写作尝试。宏海对深圳文化研究，并非浅尝辄止，或偶涉某域，他对此可谓“情深意笃，涉猎深广”。在过去26载风风雨雨中，宏海与深圳的“文化”亲密结缘，几乎参与了深圳文化开拓、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参与了影响深圳文化发展的绝大部分重要文化实践，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收获了辛勤耕耘的累累硕果，目睹深圳文化“从曙光初露到朝阳出海”的蔚为壮观之景象。这种对于深圳特区文化的炽热情怀，用宏海自己的话说：“不得不说是命运的选择，是冥冥中的一股力量，引领着我在文化之旅中坚持跋涉、一往无前。”

作者对“打工文学”的命名与高扬，是在当代文学界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打工文学已成为深圳的文化创举、文学新域之一，在全国文学界中也受到高度关注。而最早提出“打工文学”概念的，正是杨宏海本人。几十年来，作为从底层走出来的文化学者，宏海不仅切实关注外来劳务工的生存状态，更坚持为实现外来工的文化权利鼓与呼。在他的坚持努力下，“打工文学”已成为深圳文学的一道绕不开的独特风景：举办6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编辑出版《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等相关著作。为提升“打工作家”文学修养而举办多种文学培训班；组织体制外作家到海外考察，拓宽其视野等等。宏海认为，打工文学的主要受众是打工者，是打工者“心灵的呼唤”、忙碌之余的心灵寄托，都市喧嚣世界中的精神伊甸园。

身为梅州籍客家人，杨宏海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可谓自成一体，贡献不菲。从“粤东客”的独有民俗着手，对深圳的民间歌谣、客家民居所蕴含的移民文化特征给予了全新的文化阐释。作者认为，应当让中华精神的支脉——客家精神赓续绵延，薪火相传。对客家文化个案，如“黄遵宪与民俗学”“丘逢甲的军事思想”、张资平、李金发等小说家与诗人，更是悉心研究，编纂《深圳民间歌谣》《客家诗文》《客家艺韵》等著作。不唯如此，杨宏海还在深圳创办“客家文化节”，并融入每年的“创意12月”，让传统客家文化刮起创意旋风，深得各界好评。因其对客家文化精深钻研及其实绩，作为名家工作室之一的“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并运转了近两年，成果显著。看着这些扎实的成果，作者在“文化深圳”征途上紧跟时代的脚步、一刻也未曾停歇的跋涉者形象跃然纸上。

杨宏海先生的学术专著《我与深圳文化》，为读者提供了一部“本土文化研究”范本。此之谓“本土”，与其说是一个实存客体或一种“历史主义”与“民粹主义”立场，不如说它首先表征着一个有责任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是有良知的文化人与现实发生“在场”关联的证词。基于这样的立场与态度，杨宏海锲而不舍地对深圳文化现象、文化思潮作零距离的扎实研究，致力于提炼、形成有理有据、得体得法的研究体系与钻探方法。作者及其130万字的浩繁卷帙，在一个以“文化”为旗帜的宏大命题上訇然开启了先河。这部书的总体构建，就是作为个体的“我”（即作者）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从客都梅州到特区深圳，以“客家人”与“深圳人”的双重身份，所撰写的一个梅州人与一座城市的心灵史。

（作者是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