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人物·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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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版:人物·美食
2020年10月24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怀念我的武工队长陈维扬

烈士陈维扬当年就牺牲在这棵树下。
位于丰顺县东留志扬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张佳

文武双全 队伍标杆

1947年冬,我参加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四支队第二武工队时,是个14岁的少年。我7岁读书,老师是老共产党员丘逸群,我的亲哥哥张振是1939年春入党的,我深知他们为抗日救国、为人民求解放而战斗、工作,所以,小小年纪就向往和投奔革命。

当时这个武工队有队长陈维扬(化名何才干、阿何)、副队长陈鹏志(阿苏)、 丘逸群(丘峰)、余锡渠(大鼻李)、蔡初旭(蔡大姐)、张步防等十多人。他们大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考验的老同志,且文化水平比较高。据我所知,丘逸群原是泰国学潮领袖、泰国华侨共产党员和党团委委员,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两天回到潮汕地区,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参加抗战八年;陈维扬1938年参加潮汕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参加中共地下党,1947年参加潮澄饶丰人民抗征队,他曾就读上海音乐专科,是一位文艺水平较高、文武全能、才貌双全的好领导;陈鹏志1937年参加抗日战争。我入伍后,因年纪小,分配的任务是做儿童团工作和担任武工队通信员(交通员),常常跟着领导奔赴各地做群众工作,传递信息,只要得到什么情报和消息,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环境有多险恶,我都会冒着生命危险把信送到目的地。

入伍后,我参加了武工队在丰顺县东留乡盐坪村(丰顺县的盐坪、大钱、茅村、九龙礤这片根据地被称为“三老家”)的一次很重要的学习讨论会,学习毛主席于1947 年12月25日发表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讨论着重点是“转折点”三个字。陈维扬同志发言说:所谓“转折点”,就是我们从防御转入进攻,就是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主动地位,我们走向胜利,敌人走向被消灭的“转折点”,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学习了这篇文章,处于极端艰苦斗争中的同志们骤然心头豁亮,信心、斗志倍增,看到了胜利的必然,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写诗抒怀 战友情深

虽然我们在北方军事上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南方,在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四支队战斗和活动的潮(安)、澄(海)、饶(平)、丰(顺)四县境内,敌人还是很强大凶恶,仍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敌人千方百计,频繁地进行围剿,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抢掠“三光政策”。

1948年正月十七日,第二武工队在队长陈维扬指挥下,副队长陈鹏志、丘逸群和我四人到丰顺东留乡陂肚村(现改为志扬村)开展民兵组织及教育工作。此地离设于居林村的东留乡公所只有两公里多,距有敌驻军的留隍镇也只约五公里,所以,白天我们紧闭大门,在屋里召开民兵会议,教育民兵如何开展对敌斗争。第四天,正月二十日(公历2月29日),队长陈维扬兴致勃勃挥笔,写鲁迅的诗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队长向我解释说:这首诗虽是描写北方军阀混战,但和我们现今所处的情境非常相似。在战争频仍的年代里,将士们习惯于在漫漫长夜度过春天的时光,在战乱中逃难的人流绵延不绝,妇女们扶老携幼,须发斑白的老爷爷满脸愁苦,姑娘们的辫子上扎着绢丝,在梦中仿佛看到了慈母的悲伤和眼泪。啊!原来城池已被大王兵占领了,城头的旗号也变了,敌人在所到之处,残杀无数善良的人民,活着的人们悲伤地看着自己的同伴和战友死去……队长要我默念后再背诵给他听,他听后说我的考试成绩好,又说:“你入伍后还未改名,今天我给你取个名,就叫‘佳’吧!这就是你今后的名字。”此后在我们四支队里,人人都叫我“佳弟”,至今未改。

激烈战斗 英雄牺牲

就在这天(1948年正月二十,公历2月29日),陈维扬队长说:“接到情报,敌人从潮州增兵到了留隍镇,为防万一,我们今晚要离开这里。”当晚9时许,我们离开了陂肚村住处,拟转移到风流门村去,走了数百米到了草洋村外要过一条河,百米左右宽的河水淹过“石跳(河中的大石块)”,且天太黑,很难过去。这时丘逸群说:“天这么黑过不去,现在是正月二十,下半夜月亮才出来,我们不如回去睡到下半夜月亮出来时才走,到目的地只需一个多小时。”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住处。

回来后,副队长陈鹏志提出我们是否自己轮流站岗,后来又认为村口外已有三个民兵为我们放哨,但还是不放心,队长派我到村口告诉放哨的民兵说:“我们今晚仍住这里,要提高警惕,如有情况发生,鸣枪告知。”三个民兵都说:“请放心,有事会告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三个民兵中,丘屘、丘城是好人,而丘学丝早已被反动乡长林海琴收买,是内奸、叛徒。他当日还来我们住地窥探并以理发匠的身份去居林村向林海琴密报。当晚他假装积极,主动来为我们放哨,丘屘、丘城多次要同他换岗,他不肯换,说什么“我今天睡了一天,精神很好,你们睡吧,有事我会叫你们”。他一直守岗,放过敌兵200多人进到我们住地后,他假装惊恐地叫喊:“不好了!敌人进去了!”丘屘、丘城要鸣枪报警,丘学丝又恐吓说:“我们旁边会有敌人,不能开枪,赶快往山上跑,到了山顶才开枪。”但我们四人已被敌团团包围在屋里。屋主丘锦华养的一条家犬不停地狂吠,我们被惊醒,意识到外面有情况发生,立即起床,队长、副队长带的驳壳枪,丘逸群的左轮枪,我的一支土曲尺枪都上了膛。为探虚实,打开大门,没见动静。队长、副队长、我和丘逸群依次摸到了门外拐弯处。这时敌人齐声喊道:“开火!”但并没开枪,我们迅即退回屋里,过了一会儿,队长鼓舞我们说:“可能就几个特务,不用怕!我们再出去。”出去后,敌又喊“开火”,又不开一枪。情况万分危急,陈鹏志朝敌人打了十多发子弹,敌人还是没动静,其目的是将我们围到天亮,一个也走不脱。

危急之下,陈维扬即令陈鹏志持枪把守大门以防敌人突入,掩护我们三人跳窗突围,并要他随后跟来。我们三人上去将房间里的一个木窗拉了下来,先后跳到窗外的巷子里。敌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不断射击,枪声大作。在“T”字形的巷子里,三个出口都被敌火力封锁,屋后山坡上也被敌控制,并不停向我们射击。丘逸群第一个从右巷口冲了出去,避过了敌人的子弹,用枪回击了敌人,直冲到半山隐蔽起来。陈维扬也从这个巷口冲出却不幸腹部中弹,他坚持走了100多米远,将自己的枪扔到草丛里,牺牲在一棵杨梅树下的沟里。敌人没能发现他的尸体和手枪。我在巷里来回寻找出路,见三个巷口都有敌人的身影,陈鹏志也随后出来,在巷内两人相遇,我告诉他三个巷口都有敌人,他说,“你跟我走”,我紧跟其后,来到了右巷口,他突然冲了出去,当场身中三弹,牺牲了。我正想跟他冲出去,顿时枪声大作,火光猎猎,我立即退到后巷中央并从屋后山坡往上爬,爬到半坡滑了下来。坡上的敌人喊道,“刚才有个‘共匪’被我打死在这里”,要巷口的敌兵入巷看看。敌兵不敢进来,我即移位数米再往坡上爬。这时坡上敌人打开手电筒搜索,我机警地把坡上的草覆盖在身上隐蔽,躲过了敌人耳目,并从敌人旁边的间隙中爬了出来,一直爬到了后山的半山腰,恰好遇到村里逃到山上的丘命母子二人,我们会合后趁着黑夜翻山越岭到了东留乡仙峰村报告地下民兵队长丘二兴,并和他一起,领着20多名民兵,扛着土枪、土炮回到陂肚村后山顶准备回击敌人,但此时敌人已经撤退了。敌人撤退后,隐蔽在半山腰的丘逸群随即下山组织动员民兵,找到牺牲了的陈维扬、陈鹏志的尸体,陈鹏志的一只耳朵被敌人割去。我们在一个山坡上无限悲痛地将牺牲的战友埋葬,又继续战斗在根据地“三老家”,战斗在巍巍的凤凰山脉一带。

1948年,敌人更加猖狂反扑,频繁深入根据地围剿。陂肚事件后,根据地下情报,游击队抓了叛徒丘学丝,他供认不讳,被处死。为了给牺牲的战友报仇,四支队指战员义愤填膺,在支队政委吴健民指挥下,发动了攻打居林乡公所活捉林海琴的战斗,林海琴钻在楼阁的麻捆下,逃过了我突击队的搜索,暂时保住了他的狗命。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进展,我们四支队的队伍、各武工队迅速壮大,革命战斗的燎原大火燃遍了潮、澄、饶、丰四县的山区和平原,我们唱着“走尽夜路,踏遍山野,还善于把敌人打垮”的歌谣,大踏步胜利前进。

1949年3月我离开了凤凰山,离开四支队,调到三省边纵司令部(边区党委)华南分局学习电台通信,并在那里用无线电波传递南下大军渡江进军解放南京的胜利捷报。

如今,我们的国家正走向繁荣昌盛,一幅如画的美景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使我更加深切地缅怀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革命英烈——我的队长陈维扬、副队长陈鹏志同志。烈士们永垂不朽!

(史料审核:丰顺县史志办公室 曾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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