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铨

1947年被捕后，我们被关在寻乌新建的县银行（尚未营业）前楼的一间大房子里。其中有党员陈逸良、陈志辉、李骏青、陈志青、李克平、陈德光和非党员兼三中教师李绮涛、李绍宏以及留车大同小学校长邝森添等。我们被捕的第三天晚上，突然关进来一位我们素不相识的人，口操浓厚当地口音的普通话，一进来就装作很受委屈的样子。可是，我们早有警惕。虽然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已阅读过不少这类革命斗争的书刊。当我们问他是怎样来到这里时，他说：“不知怎么搞的。今天从安远来，在路上就莫名其妙地被捕，而关到这里来了。”看他满腹牢骚，装着发泄对政府当局的不满。但是，我们发觉这人脚上穿的皮鞋是干干净净的，而那天白天正好下过一场大雨。如果从安远走路来（当时没有公路），怎么还能穿这么干净的皮鞋呢？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破绽。其次，他用的被席，比我们的都好。这样的“特殊人物”，我们已心中有数，大家都互相暗示：“当心这家伙！”我们就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转了个大弯，一方面警惕地观察他的言行，另方面又表现出很乐观的样子，若无其事地大谈学术问题，合唱一些流行歌曲等。敌人采取用奸细打进来刺探和分化我们的伎俩，只能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更加提高警惕。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不速之客，原来是伪县警察局的巡官黄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