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生

1927年9月，张鼎丞同志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何伯姆，过去做死累活的歪命就要变成好命啦！”

母亲笑着回答：“真有这么好的事吗？”

张鼎丞同志撩起长衫坐下：“有啊！真有这样的好事。我们中国北面有个国家叫俄国，他们那里的农民原先也是做死累活的歪命，后来，他们在列宁领导下闹起革命，日子可好哪！”

他看着我：“唉，永生牯，你不是爱唱民歌吗，有一首山歌你会不会唱？‘想起无钱会发癫’……”

“会！”我接口就唱：想起无钱会发癫，讲起豪绅心就煎，勾结官僚派军饷，要派五百派一千。我唱完一首又唱一首：贫苦农民一到秋，个个眉愁又额皱，皆因地主斗箩大，不论风旱十足收。农民负担重如山，军阀豪绅剥削残，一年预收十年税，血泪流尽骨髓干。

我唱着唱着，唱得母亲眼圈都红了。张鼎丞同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听，这歌里不都讲了嘛，我们穷人为什么苦？不是命歪，是因为地主豪绅吸我们的血，军阀官僚欺负我们，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把他们消灭，我们的命就不会歪了。”

母亲说：“鼎丞先生，那你就把我这个三哥头教育好，跟你一起去革命好啰。”张鼎丞同志很干脆地回答：“好！好！”